提要：本文的讨论始于朝鲜战争初期中美之间“信息传递”的失败，进而论及在朝鲜战争经验的影响下，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美两国在双边冲突的处理中已逐步出现了一种特殊的 “避战模式”。越战发生后，中方通过各种渠道一再向美方发出警示性信息，要求美国不得将战争无限制升级。美国决策者对此颇为重视，在己方战略制订中将对方的可能反应当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朝鲜战争式的中美直接军事冲突之所以没有在越南重演，究其原因“信息传递”的作用不应忽视。
关键词：越南战争； 中美关系；信息传递
1965年初，越南战争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美国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政府一面开始向越南南方派出地面部队直接参战，一面对越南北方实施大规模持续轰炸的“滚雷行动” (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再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动继续升级，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冒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然而，来自北京的警告却未能阻止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升级。一时间，历史似乎又在重演：如同十五年前曾在朝鲜战争时发生过的那样，中美两国似乎将再次走上兵戎相见之路；只是，这一次中美之间若真的发生战争，必定会使双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中外史学界，关于越南战争的各种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这段中美之间特殊“信息传递”历史的研究却显得相当薄弱。 其实，无论在理论与实证的层面，对这段历史都有深入探讨之必要。首先，它在越南战争乃至全球冷战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越南战争为什么得以保持为局部及有限战争、而没有演变为包括中美直接冲突在内的全面战争？在60年代美国一再将新中国界定为“最危险”和“最肆无忌惮”的敌人的情况下，为什么却在面对北京的警告时，竟愿意将越南战争的升级局限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就同全球冷战的关系而言，越南战争为什么在实际上起到了限制冷战规模、而没有使其陷于失控的作用？显然，对于中美两国如何在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得以实现“信息传递”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寻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其次，这段历史又对理解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与转折有着重要意义。中美两国自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后，便长期处于全面敌对状态。尽管两国间危机不断，却没有再次卷入如同朝鲜战争那样的直接军事冲突。这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对越战初期中美两国间“信息传递”的探讨会使我们看到，即便在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及严重对立的利益追求的国家之间，仍然有可能通过有效的对话与交流，而使得敌对双方在并不认同对方意识形态——甚至并不认同对方很大一部分利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在“不与对方打仗”这一问题底线上找到与对方妥协的共识。而这种妥协的实现，又必定会使双方在相互看法中产生一种对于对方“信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信心，从而为双边关系从敌对向着缓和的转变留下某种伏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信息传递”的实现，不能不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走向缓和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第三，对于这段历史的探讨，也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长期受到学界关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国际冲突的控制，敌对国家间的沟通与联系，以及“以史为鉴”的可能性， 等等——有着密切关系。这一个案表明，即便在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敌对国家（或潜在敌对国家）之间，有效的沟通仍然能够减少因对对方意图的误读与误判而引起军事冲突的危险；它同时并揭示，对于以往因对敌国意图误读及误判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的记忆，将有助于决策者在既不向敌手示弱又不牺牲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寻求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可能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领域研究的薄弱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有关档案资料长期未开放的局面所造成的。近年来，这方面的情况随着美国、英国、俄国以及中国有关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的解密开放（以及在有限得多的程度上接触越南方面资料可能性的出现）而得到了很大改善， 从而使得学者们能够对1965年中美之间的特殊“信息传递”进行更为深入（尽管仍很不完全）的探讨。更重要的是，新资料的出现还使得学者们能够对发生于越战初期的这段历史同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向美国发出警示性信息的历史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理解一个长期以来便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受到人们重视的问题，亦即在怎样的意义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决策者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从而避免同类错误的发生。 本文的主旨，即在于在充分利用各有关国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于发生在越战初期的这一重要个案予以深入研究，以求教于同行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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