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美在朝鲜问题上失败的“信息传递”
为了对1965年春中美两国围绕着越战升级问题而发生“信息传递”的历史背景有更为清晰的了解，有必要先对1950年10月华盛顿无视来自北京的一再警告、并因此导致中美之间在朝鲜战场的直接军事冲突的历史作一番简要的回顾。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东亚转变为全球冷战的重要战场。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推进，曾经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然而，1950年9月15日美国及“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从侧后方对人民军实施反击，从而彻底改变了朝鲜战场上的态势。到9月底，人民军的抵抗濒临崩溃，战火不断迫近鸭绿江。
近10余年来，中国及前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文件大量解密，其中揭示，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领导层便着手为必要时入朝参战作准备，并在与莫斯科进行一系列协商的基础上，于1950年7月作出了建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以便在朝鲜战争一旦发生逆转时进行干预。 在26万中国军队的精兵强将于8月初完成在东北边境一线的部署后，毛泽东又于8月18日确定，以9月底作为边防军完成作战准备工作的期限。 国内学者在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中，往往强调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这些决定是出于保卫中国国土安全的考虑。我们认为，若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来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安全考虑外，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对朝鲜危机的处理中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愿：通过将危机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转变为广泛的国内群众动员的动力，进一步加强广大中国人民对于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并建立起他们对于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的内在支持，与此同时大大增进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地位。 由此决定，中国处置朝鲜危机的大战略从一开始便不可能是以“保持守势”为主要取向的。
1950年9月30日，南朝鲜部队在“联合国军”旗号下越过“三八线”，将战火引入朝鲜北方并逐步推向中朝边境。几乎与此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分别向中苏领导人发出了求援信件。 这就把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直接摆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面前。当时，中国领导层内部在是否应当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种种考虑，很多领导人对出兵问题持保留态度。但毛泽东显然是主张出兵的。10月2日，中央书记处成员就朝鲜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做出了出兵援朝的初步决定。同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回电，开宗明义便表明，中国已决定“派遣一部分我们的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协助朝鲜同志打击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在谈到出兵的理由时，毛泽东强调，朝鲜问题的解决，不仅同朝鲜革命和整个东方的命运悠关，也将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他因而提出了通过中国出兵“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的目标，并作了因此而导致“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的最坏打算。毛泽东并要求，斯大林在向中国提供军援以及全面空军支援（包括直接派出苏联空军入朝作战）的问题上，作出明确承诺。 然而，由于党的领导人之间意见尚未真正达成一致，亦由于苏联提供空军及其他援助的问题尚无定论，毛泽东虽起草了这份电报，却并未发出。根据近年来俄方档案披露的资料，毛泽东在10月3日凌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时表明，鉴于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可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甚至有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中方很多领导人认为应当在参战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因而，中国还没有做出派兵入朝参战的决定。
然而，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出兵主张并无改变。当中共领导人于10月4日-5日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出兵问题时，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与权威，引导会议的讨论向着赞同出兵的方向发展。在彭德怀同意出任志愿军统帅后，会议终于作出了出兵的决定。10月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再次要求中国对朝鲜战局进行干预， 其中甚至提到，即便中国参战有着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出兵仍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让它现在就发生，不然，几年后日本军国主义作为美国的盟友便会复活，而美国和日本便会在亚洲大陆取得一个由李承晚统治的朝鲜作为进一步侵略的桥头堡”。 斯大林的电报更坚定了毛泽东出兵的决心。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组建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国出兵决定在国内外的合法性，以及如何延缓敌军北进速度以便为最终完成出兵准备争取时间，便成为北京在确定危机处理的具体方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也构成了10月初中国向美国发出了一系列警告的基本背景。早在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群众集会上便公开指出，中国人民决不会容忍任何外国侵略，也决不会坐视自己的邻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 当中国领导人已经形成入朝参战的初步决定后，1950年10月3日清晨，周恩来又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帮助向美国传递下列信息：
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发出这一以十分清晰的语言所构成的信息，与其说是为了完全阻止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很难设想，中国领导人在敌军实际上已经越过三八线、而北朝鲜方面的抵抗已经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会赋予这一信息以如此巨大的使命），毋宁说是为了达到战术与战略层面的两个重要目标：如果这一警示性信息起到了威慑敌方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敌军向北推进的规模与速度，也就为中国方面争取到了完成最后阶段的出兵准备所需的时间与空间；而如果华盛顿完全无视来自北京的警告而继续将战火引向中朝边境，这就使得中国领导人有着更为充分的理由向全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宣告，中国出兵朝鲜打的是一场师出有名的正义之战。因此，从根本上来看，周恩来发出警告的目的并不在于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
10月3日凌晨（华盛顿时间），美国国务院官员便已看到了由印度方面迅速转来的周恩来的警告。 然而，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对这一警告的可信度感到怀疑。首先，他们觉得作为信息传递者的印度是不值得信赖的。在当时冷战气氛弥漫的国际环境下，华盛顿早就对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中立”立场感到不满，在美国国务院官员们眼里，潘尼迦充其量不过是个“狂热、情绪不稳定、对毛泽东政权有着强烈同情心”的家伙。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在给美国决策者的报告中表示，潘尼迦的“可信度和作精确表达的能力”都是大成问题的，并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可能是将他用做工具，以便通过传递这样的信息来影响美国和英国的政策。” 在美国官员中还弥漫着将北京的警告视为“讹诈”的情绪。当英国驻东京的外交官员持关于潘尼迦与周恩来谈话的电报急匆匆地去见麦克阿瑟将军时，这位美军统帅根本没有把这放在眼里，只是轻蔑地评论道，这种警告纯粹是“敲诈勒索”；他甚至吹嘘道，如果中国人真的“愚蠢到自投火炕”的话，“那我们就会立即派出空军，将满洲和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荡为平地。” 艾奇逊国务卿对来自中国警告的第一反应是，“这也许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讹诈行为，我们可不能傻呼呼地上他们的当。”他虽然承认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贸然北进的话“可能会遇到危险”，但同时又强调说，“相比之下，犹豫不决和胆小怯懦的危险要大得多”。 总而言之，美国决策者根本不愿意将周恩来的警告当作一回事来严肃看待。
美国决策者的态度，受到了几个基本假设的支持。第一，他们倾向于相信，仁川登陆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朝鲜战争进行干预的最佳时机。 第二，华盛顿的官员们似乎还相信，新中国正值立国之初，其领导人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国内事务上去，因而不可能派兵入朝参战。 第三，美国战略分析家们还自以为是地认为，中国若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便会加强“北京对于莫斯科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依赖”，并同时大大缩小新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的可能性，而这显然是中国领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最后，美国情报专家又断定，莫斯科或北京决不会愿意由于朝鲜问题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在所有这些假设的背后，是美国人在面对一个被他们认为力量孱弱、在国际上没有真正地位的中国时，有意无意间表露出的轻蔑心理和傲慢心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深深植根于文化及种族意识的偏见，由于美国人在中国内战期间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历而大大加强了——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与无能，与其说是国民党的问题，毋宁说是中国人的问题，因而也是同为中国人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难以回避的。美国决策者完全不能想象，卷入同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的战争，能使北京有任何收益。事实上，美国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是，即便新中国真的有决心出兵入朝参战，美国依靠自己所拥有的军事和技术优势也能够轻而易举地便“把对手碾得粉碎”，赢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在评估莫斯科和北京对美国在朝鲜战场大规模北进战略的可能反应时，华盛顿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苏联的身上。一旦美国决策者确信苏联不会对朝鲜战局的发展进行直接干预时，他们便同时认定，中国的参战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狂妄心态的影响下，美国决策者完全忽视了中国为入朝参战而作的广泛军事准备和大规模群众动员。毫不奇怪，迟至1950年10月12日（亦即毛泽东发出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命令的4天以后），中央情报局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有周恩来的声明，以及有中国军队在满洲的调动和（中方）在（美军）暴行以及侵犯中国边界问题上所做的宣传与指控，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存在着对朝鲜进行全面干预的意图。” 直至1950年10月下旬，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大规模进入朝鲜时，华盛顿的决策者与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仍然对局势作出了错误判断――尽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已经参战，麦克阿瑟仍于11月下旬下令美军及联合国军发起一场以“结束战争”为目标的“感恩节攻势”，其结果，则是被美国政治学家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称之为“美国军事史上最声名狼藉的大撤退”的军事失败。 很显然，这里所涉及的，决不仅仅是“情报判断失误”之类的一般性错误，而是美国人不愿将新中国视为自己“合格挑战者”的心态在战略判断与决策层面的反映。
从1950年10月开始的中美直接军事对抗，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才因停战协定的达成而告结束。然而，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却将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正如我们在下文的分析中将会谈到的那样，在中美关系此后的发展中，无论北京和华盛顿在都没有忘记发生于1950年的这一段历史，并试图理解为什么来自北京的警告当时没有能引起华盛顿的重视。在50年代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过程中，双方的政策行为中已表现出了避免与对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意图。所有这一切，又在一系列关键意义上为中美双方越战初期“信息传递”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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