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证实了这些怀疑，毛泽东在谈判期间向一批来访的日本社会主义者说：“被苏联占去的地方太多了……中国还没有要求与苏联算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以及贝加尔湖以东的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帐，这些地方大约在100年前成为俄国的领土。”这个讲话说明，这次关于35000平方公里土地的讨论可以扩大到包括一片50倍于此的地区。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接待另外一个日本代表团时回答说，内蒙古、满洲、西藏和新疆都具有“非中国”的特性。显然，俄国和中国都没有准备认真讨论边界的分界线问题。然而，他们即将在广阔的俄中边境地区宣布并实施他们相互对立的要求。
1963年4月16日，当两个共产主义强国之间的冲突日益紧张的时候，尤里•安德罗波夫、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一致同意采取一些措施来应付正在恶化的局势。除了确保到中国去的俄国人将受到警告之外，他们还指示克格勃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查禁可能渗透到苏联境内的宣传众所周知的中共领导人特殊观点的出版物；建立另外的外国资料中心，重新出版和寄送这样的出版物给苏联的单位和个人”。 通过在边境封锁来自中国的材料，苏共中央不仅把结束边境交易活动扩大到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加强了党对有关“公开的，加深分歧的，……动摇兄弟党团结”的情况的控制。只有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才能使苏联人民确信需要实行对中国态度的根本转变。
1963年9月16日，苏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改进对现代化手段的大规模破坏进行防御的普及教育”。为了响应这一命令，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评定他们自己的国民防御方案，并把这一方案确定为“防空准备”的标准规定。“在许多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学校……，简单化和形式主义”妨碍了“基本知识”的掌握。随着远东地区边防部队在这个时候得到加强，地方政府可能警觉到在他们的地区进行这些训练演习的特别重要性，尽管与原来的敌人美国的关系已经暂时达到最友好的程度。
事实上，地方领导人有他们自己对于中苏关系恶化进行判断的情报。哈巴罗夫斯克第一书记AK切尔内以有关地方的事务为基础描述了这一过程的发展。 “60年代初，我们边区和黑龙江省这两个边境地区的联系开始在各方面减少……1961年，中国公民停止为我们提供医疗帮助。1963年，向中国运送货物并回到阿穆尔河岸边的轮船被停运了。1964年，旅游团体的交换基本上停止。1967年，边境贸易下降为原来的三十分之一。1968年，中国方面拒绝向远东运送木材，还拒绝通过火车交换货物。1969年，中国当局继续公开地背叛，并在边境地区进行卑鄙的挑衅。”
为了取代这些边境交往的友好睦邻活动，俄国远东地区也像接近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不断地被要求开展敌对活动。例如，在1966年，标题为“关于加强对中国的无线电广播的措施”的第三条规定，“在哈巴罗夫斯克建立一个无线电监听站，审查北京广播电台的国内广播和资产阶级汉语台的原始广播”。
当然，不止是哈巴罗夫斯克这样做。同样的文件也发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要求在斯沃博德内(阿穆尔州)、新西伯利亚、杜尚别(塔吉克斯坦)、伊尔库斯克也建立起相应的无线电广播站。 随之组织起一支配备一组六到八个评论员的常设编辑队伍，并选派记者到北京大使馆为这个广播网收集资料。第三条规定还要求“1967年要对中国进行连续24小时的广播”，以便“系统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进行宣传”。
虽然文件的日期是1966年12月28日，即在中苏关系的低潮时期，此后两个星期苏共中央就已经公开攻击“毛泽东及其一伙”的行为“在客观上帮助了帝国主义”，但对于每日对华广播的时间来说，这时已经达到了这一活动的高潮，从1962年10月15日的45小时增加到1963年7月6日的6小时。1964年4月13日又增加到9小时。
达曼斯基岛的边界冲突发生后，俄国很快发现自己需要在远东地区为勘定边界提供专业人员。1969年4月1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一个局通过了“关于在边疆区边境地区加强群众政治工作以及加强边境警戒措施”的决定，这在靠近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城镇和村庄引出了许多举措。首先，地方机构“主办”边防站，提供设备、书籍和音响器材。由于组织了427次音乐会和会议，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第二，进行宣传鼓动，阐明“毛泽东集团的反苏、反马克思主义政策”，并公布边境“挑衅”事件加剧的真相。宣传的对象是俄国当地居民。让民兵熟悉武器并进行射击训练。最后，内务部和克格勃通过在靠近边境的地区更频繁地检查护照来逐步加紧实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边境地区的边境制度规定”。
这种对于边境地区进行动员的需要看来是俄中边界线定位不明确的直接结果。在达曼斯基岛冲突之后的几年中，这种状况继续伴随着陷入僵局的边界谈判和边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漫长而毫无结果的会议存在着。切尔内报告说，1970年的五个半月的会议“毫无结果”，而1971—1972年费时三个半月，双方竟未能在议事日程上达成协议。
1971年7月26日，哈巴罗夫斯克克格勃头子I•彼得洛夫向边疆区主席切尔内的报告断言，1971年春夏界河的状况“依然是复杂的”。中国人仍然坚持把主航道作为边界线，并且抓住其他可以谈判的问题作为提出这一要求的筹码。早在春天中国人就宣布他们将维修在主航道他们一侧的全部航标灯，并不断这样做，进而改变甚至移动中国的和俄国的设施。但是，克格勃报告说，边界地区总的状况似乎有所改善，中国的小船抱着友好的态度向俄国船只致敬，毛的像章到处都是，而小红书看不见了。只有三次中国8到10岁的小孩子向岸边的苏联船只投石块。
尽管俄国人面对中国人的这些活动不断进行自我约束，还是时有事件发生。例如，1970年9月8日，一艘中国军用快艇撞到一艘苏联驳船的下部造成前者失事。俄国人指责快艇未能与驳船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中国人则指责说他们的船受到撞击，引起4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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