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苏边界关系的发展变化，有着深厚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变的背景。1950年代，随着中苏两国同盟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在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和中苏国家关系意识形态标准的约束下，中苏国界成为两国共同的边界，苏联的国防力量承担着保卫中国边界的任务。中共搁置历史遗留的中苏边界问题，双方边界关系呈现出同志加兄弟的亲密状态。1958年中国准备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后，尽管中苏两党分歧加深，但在中共加强同苏联团结的总方针指导下，有关中苏边界的调研工作平稳进行。中苏边界一直是一条基本和睦的边界。
关键词：1950年代 中苏边界 中苏关系
一个国家的国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严格遵守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原则，是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考察中苏边界关系由和睦、平静到纠纷、摩擦，再发展至冲突、军事对峙的历史，却很难用遵守还是侵犯了国家领土的完整这个内容来进行简单的概括和评价。事实上，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中苏双方边界关系的发展，带有很重的冷战色彩，有着深厚的中苏同盟关系演变的背景。
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的状况，基本上可以说是中苏两国同盟关系建立并发展的写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和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中苏政治和军事同盟关系形成。特别是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到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中苏双方全面合作达到高潮，两国关系进入同志加兄弟的亲密状态。虽然在以后的两年中，中苏两党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问题矛盾冲突不断，但是总体言之，整个1950年代，在中共决策层的议事日程上，中苏边界问题尚处于基本搁置，只进行调查摸底的阶段。而中国毗邻苏联边境省区的各阶层民众、党政机构中各级干部则普遍在对苏国家观念、边界概念上认识模糊。中苏双方在处理界务问题时，采取的是同志加兄弟的方式，中苏边界也是一条和睦的疆界。[1]
此期中苏同志加兄弟式界务关系建立的基础在于，一方面，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中，中国需要依靠苏联的力量抗衡美国敌视中国的遏制政策，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不宜过早提出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边界问题；而中共新政权建立伊始，百废待兴，边界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与盟友之间领土争议的处理并不急迫，加之中苏边境地区的调查工作展开得不充分，对中苏界务情况掌握得不够，有关历史材料不完备，有关地图不精确，以及还需要时间了解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惯例和一般原则等等，提出并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由此，中国没有触动双边关系中这条最敏感的神经，引发苏方的猜疑和戒心。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家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标准便成为中国处理与苏联国家关系的首要依据。于是，当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密切时，与中国同周边民族主义邻国的边界问题相比较，中苏边界事务处于次要地位，中国方面也能够和平友好地处理因界务问题而同苏联方面发生的各种纠纷。
本文根据所掌握的国内外档案文献材料，包括口述历史材料，从此期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方针政策的发展脉络、中苏边境省区舆情、社情的变化情况等几个方面，力争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出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的概貌，并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等问题进行考量和评估。[2]
一、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
中苏边界全长约7600公里，[3]实际上存在着三条界线：1、条约线。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起，至1915年中俄霍尔果斯河划界文据止，旧中国政府同沙皇俄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划定中俄国界线总长约11000公里，[4]割去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5]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北段国界大部分成为苏蒙边界后，[6]中苏国界东段长4200多公里，西段长3300多公里，[7]中俄历史条约规定的两国边界最终确定下来。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悬案始，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正式宣布承认过中俄之间签订的割让中国领土的条约和协定，但是也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不予承认，[8]这即在实际中客观上承认了这些条约和协定。此条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本确认的中苏边界线。2、苏图线。即苏联方面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东段为十万分之一，西段为二十万分之一）所标的边界线。苏图线在许多地方偏离条约线画在中国境内，有些地方偏离的幅度还相当大，事实上违约划走了中国的领土。如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的边界线几乎全部画到中国岸边，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划归了苏方。中国历届政府也一向不承认苏图线。3、实际控制线。苏方的实际控制线在有些地区同条约线或苏图线一致或基本一致，而在有的地段则不仅大大越过了条约线，而且还越过了苏图线，实际占据了一些中国的领土。中方的实际控制线基本没有越过条约线，但在有些地区越过了苏图线。[9]
中苏国界三条边界线并存的这种复杂状况，造成了两国之间的领土争议，形成了许多争议地区和争议岛屿，其总面积为3.5万多平方公里。[10]具体情况为：中苏边界西段共有争议地区19块，面积3.4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帕米尔地区2.8万平方公里，其他地区6400平方公里。[11]中苏边界东段，水界共有争议岛屿600多个，加上有争议的洲渚（河滩地），总面积1300多平方公里，其中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600余岛屿750平方公里，抚远三角洲（又名黑瞎子岛）一地350平方公里，苏方控制的“界外领土”额尔古纳河地区苏联地图线中国一侧的河滩地，即额尔古纳河十八洲渚281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争议水面约600平方公里。[12]陆界上有些地区苏方实际控制线越过了条约线，但面积很小。在吉林省陆界，苏方偏入中国一侧58处，长度共约16公里，深度最大者不过160米；在黑龙江省陆界，苏方偏入中国一侧12处，面积共约11平方公里。在内蒙古满洲里地区陆界，苏方偏入中国一侧两处，共约7公里，面积约3平方公里。总计约16.56平方公里。[13]在这些争议地区中，有些地方中苏双方都进入，争夺控制权；有些地区为一方控制，另一方不进入；少数高寒地区，双方均无人进入。[14]
此外，还有两处按照中俄历史条约规定属于中国的领土被沙皇俄国通过武力占有，面积共约17万多平方公里。其一为唐努乌梁海地区（位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方向俄国的东西伯利亚），面积约17.1万平方公里。[15]1914年4月5日沙俄政府宣布俄国为乌梁海的保护国，并于是年派军队开进这一地区。1921年8月14日乌梁海宣布成立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10月11日图瓦作为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州加入苏联，1961年10月10日改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承认过图瓦的国家主权。[16]一为江东六十四屯（位于今黑龙江省黑河市黑龙江对岸俄国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地区），面积约4500多平方公里。[17]根据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的有关规定，中国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但保留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在原地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1900年7月沙俄军队违约占领该地后，发布命令，宣称江东六十四屯“已归俄国当局管辖”。[18]该处以后始终没有归还中国。
在中俄国界形成并演变的过程中，1840年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发端，随着中国国力的日趋衰微，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割地划界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的苏俄政府在推行新的对华政策，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沙俄政府遗留问题，谋求与中国建交时，事实上始终坚持了旧的中俄不平等条约不包括界约和涉及边界的条约的立场，其所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是涉及沙俄在华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租界、最惠国待遇、自由免税贸易、中东铁路权益等种种不平等特权的政治性条约和条款，而并不包括中俄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有关两国边界问题的条约。苏方代表在废弃涉及两国边界的中俄旧约问题上态度极为强硬，宁可决裂也不肯让步。中苏两国在1924年5月签订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两国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在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19]两年之后，1926年3-6月中苏双方举行界务谈判，中方要求苏方实现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和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关于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的第三条款，以及重新划定疆界的第七条款，本着平等、公平的原则另行签约，并重新划界和归还帝俄所侵占的中国领土。苏方继续否认中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同时辩称“重新划定”疆界是“恢复界线”之意。双方意见分歧，谈判无果而终。[20]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年12月中苏两国恢复因1929年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邦交关系。此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对苏交往中没有再涉及划定中俄边界走向的不平等条约问题。[21]对于中苏领土争议上的悬案，中国政府虽曾就一些案例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交涉，双方界务纠纷不断，[22]但是在确定对苏方针政策时，则基本回避此问题，以求保证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支持。1937年8月中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其中没有包含关于两国之间边界问题尚未解决的任何暗示。而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也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23]
当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共产党希望于战后获得苏联共产党的支持，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书面报告中赞扬说：“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24]这其实即从政治意义上肯定了中苏之间已不再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只是斯大林当时已经做出了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定。但是进入1948-1949年的冬天后，亚洲形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的半壁江山，国民党败迹明朗化，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共，开始了对华关系的转轨。其间，斯大林为了了解中共取得政权后将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派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初秘密访问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借介绍中共立场和政策之机，试探性地提出了外蒙古回归中国的可能性，遭到斯大林的严辞拒绝，毛泽东只得表示以后不再提此问题。[25]这应该是领土议题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苏联代表正式谈判的过程中。关于中苏边界走向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没有任何特别要求，毛泽东并在3月10日给斯大林的函中，同意苏方关于将界标放置在黑龙江两岸的意见，表示中方将严格遵守这些规则。[26]这说明毛泽东对于水界以河流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问题，也并无明确的概念和想法。此后6-8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在7月4日向斯大林提交的书面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未来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和对内、对外政策。关于蒙古问题，报告指出，“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27]为了向斯大林表明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坚定态度，毛泽东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并得到斯大林对中共慷慨援助的允诺之后，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28]至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与此相应，中共处理中苏边界问题政策的框架，实际也已构建出了雏形。
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苏边境地区的形势基本稳定而平静。不过，上述沙皇俄国以源于西方国际法的条约形式占据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苏之间3.5万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以及17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和江东六十四屯，事实上已成为三笔“领土账”，潜在性地遗留下来，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和新的中国政府去解决。边界争端的始因依旧存在，它给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不安定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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