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该条约第6款中有关领土问题的内容为：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双方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双方有决心使两国之间的边界成为永远和平和友好的边界，给居民以安宁的生活，并准备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缔约双方遵循国际法关于领土不可侵犯、边界不可破坏的原则，坚决遵守双方的国界线。条约文本见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网页。网址：russia.org.cn
[2] 参见 Ю.М.Галенович, Подводные камни договор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2.5, с.47-49.
[3] 参见杨子江：《俄中边界问题需要重新讨论》，《动向》，香港，2002年11月，第35-37页。
[4] 此处有误，应为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
[5] 赫鲁晓夫同中国领导人的这些会谈是在1954年10月进行的，当时苏联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的翻译以如下方式描述了这个片断：在国庆节中有不少文艺演出，都是很精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带来的文工团，也做了优美的表演。在观看他们的演出时，我坐在刘少奇左侧，我的左侧是布尔加宁，布尔加宁的左侧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一边看演出，一边向我嘀咕，说他乘飞机经过蒙古上空，看见那里是一片荒凉，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经济发展会困难的，还不如回归中国。赫鲁晓夫敏感地问布尔加宁在说什么？布告诉了他，他叫布不要说。刘少奇也感觉到了什么，问我：“你们谈什么？”我告诉了他。刘少奇很快就将这句话向毛泽东汇报了。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时，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听说你们有意让蒙古回归中国，我们是欢迎的，那就请你们给蒙古同志谈谈。”赫鲁晓夫立即说：“没有，没有此事。我们没有和蒙古谈过。”回过头来当即埋怨布尔加宁：“就是你多嘴！”参见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448页。
[6] 1957年1月周恩来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提出了这些问题。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时，不无委屈地回忆起了与周恩来的这些谈话，他说：发生匈牙利事件时，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上课。他谴责我们对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做法。我们听了这一课。结果，你们可以指责我们，我们却不能。参见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ш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111-126。
[7] 即哈巴罗夫斯克。
[8] 即符拉迪沃斯托克。
[9] 1964年7月10日毛主席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广西档案馆，目录X1，全宗35，卷号116，第37－46页。
[10] 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又称“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黑龙江界约”。这是中俄之间第一个边界条约。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450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3页。
[12] 参见 Ю.М.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 : граница, Москва 2001, с. 88-114. 根据中方材料，这次边界谈判，中苏双方就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双方商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和约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方。额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200余平方公里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陆界稍有调整。由于双方对中俄界约的性质、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以及黑瞎子岛归属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取得结果。参见《中国外交辞典》，第725页。
[13] 7月12日，参加这次与毛泽东会谈的日本社会党人士来到香港，首次发表了答记者问。同日，日本报纸对此做了简短报道，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几天后，日本报纸又公布了关于这次会谈情况的更加详细的内容，其中不仅提及千岛群岛，而且还提到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参见“毛泽东表示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承认日本的地位? 毛主席在支持关于归还北方领土要求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朝日新闻》，1964年7月12日，7月14日。
8月1日，《朝日新闻》发表了周恩来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内容。周恩来声明说，毛泽东7月10日与日本人会谈时，在千岛问题上对日本表示的支持，并不是策略性的手段，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的政策。此外，周恩来还提到，早在1957年1月他就向赫鲁晓夫指出过苏联在解决与东欧和北欧国家之间的领土问题时所犯的错误。周恩来对会谈的这种解释被刊登在苏联的报刊上。参见“周总理对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声明说，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朝日新闻》，1964年8月1日；《真理报》，1964年9月2日。
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周的这个声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间接证据，证明了毛在7月10日与日本人会谈时，确实支持了他们对千岛的要求，并向苏联出示了领土清单。最终，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7月10日会谈的全文，由日本共同社发表在8月11日的《社会新闻》周刊上。
[14]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前往中国外交部，请求中方就毛泽东的上述谈话给予解释。作为答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声明说，如果毛泽东是这样说的，那么，他表示同意。中国方面的这种态度，无疑进一步刺激了苏联方面。参见“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2日。
[15] 参见世界舆论对《真理报》编辑部文章的评论：“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真理报》，1964年9月4日；Ф.Н.彼得罗夫（1896年的苏共党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我们坚决谴责北京分裂分子的挑衅行为”，В.Е.贝霍夫斯基（院士）：“毫无掩饰的沙文主义”，《真理报》，1964年9月5日；А.阿利卢耶夫（1917年的苏共党员，滨海边区煤炭联合企业负责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远东人士的愤怒抗议”，Ш.丘金（哈萨克科学院院长）：“无耻的沙文主义”，维林·蒙（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领导人危险的方针”，蒙古通讯社声明：“中国领导人见不得人的阴谋”，《真理报》，1964年9月6日。
[16] 这个代表团于1964年5月14日抵达日本。
[17] 1962年12月，Н.С.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收回由于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落入葡萄牙和英国帝国主义监督之下的澳门和香港不感兴趣，而却对与印度的边界怀有敌意呢?
[18] 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与乔治·皮科等人谈话记录。此处关于“我们总理好几年前就同赫鲁晓夫谈过”的话题，指的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1957年1月在莫斯科的会谈。
[19] 参见“Н.С.赫鲁晓夫接见日本议员代表团”，“Н.С.赫鲁晓夫同志于1964年9月15日与日本议员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16日，9月20日。
[20]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谈话记录，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谈话记录。
[21] 指1963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问题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
[22] 即图瓦。
[23]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谈话记录。
[24] 此处指Н.С.赫鲁晓夫1964年9月15日与日本议员代表团会谈时所做的声明。
[25]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谈话记录。
[26] 参见Ю. М. Галенович，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Изограф，2001，c. 102-105.
[27] 参见В.С.Мясников，Е.Д.Степанов，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2001年，c.207；《中国外交辞典》，第725-726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5页。
[29] 参见《苏中国界东段协定》。该协定于1991年5月16日由苏联外交部长А.А.别斯梅尔特内赫和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莫斯科签订。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于1992年2月13日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1992年2月25日批准。1992年3月16日，双方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协定立即生效；《俄中国界西段协定》。该协定于1994年9月3日由俄罗斯外交部长А.В.科济列夫和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莫斯科签订。俄联邦国家杜马会议于1995年6月23日批准。俄联邦委员会于1995年7月5日通过。1995年7月15日俄联邦总统签署了联邦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于1994年12月29日批准。双方于1995年10月17日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协定即日生效。Сбор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договоров, 1949-1999,М.1999, с.117-125，275-277；《中国外交辞典》，第446、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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