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八岔岛武装冲突事件的各种描述
1960—1970年代，中苏两国边界东段的争端和冲突主要是围绕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岛屿的归属展开的。1922年中苏两国确定了共管黑龙江航道的事宜，但苏联从1920年代开始，占领了一些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如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等，和中方发生过冲突。东北沦陷后，1937年，因中国采金工人在黑龙江上我瑷珲县境内的干岔子岛被苏方赶走，日伪军队和苏军交火，击沉苏炮艇一艘，后确认该岛屿属于中国。尤其是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进行暂时军事管制后，趁机把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界线画到中国一侧的岸边，在个别地方竟然画在中国的江岸上，从而将应该属于中国的700多个岛屿中的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以及相应的水域等画入苏联地图或苏军的警戒区内，对进入这些地区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居民使用武力驱赶，甚至进行抓捕或开枪射击[4]。中苏双方对这些岛屿的归属问题，已经有了争议。1949年以后的中苏友好时期，苏方也利用了我方长期不设边防的状况，经常进入中国岛屿作业。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后，冲突逐渐升级加剧，不断出现流血事件乃至兵戎相见。
在界江航行管理上，苏方违反有关协定，以中方没有技术和能力为借口，长期剥夺中方对航标的设置和管理权，并在一些中国岛屿上设立航标，而且是由苏方人员上岛进行维护管理。1954年9月，在联合检查航道时，中方代表王凤岐第一次向中苏航行联合委员会苏方代表提出：主航道中方一侧中国岛屿上苏方所设的全部航标应交由中方管理和维护，要求将黑龙江中游主航道我侧苏方设置航标的岛屿编号交给我方。苏方对后者表示同意，但以后又避及此事[5]。这也是黑龙江上中苏纷争不断的原因之一。
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一方面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另一方面也积极备战，毫不示弱。而1968年12月毛泽东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在黑龙江又起到了加强边防的作用。1969年3月9日，一列载了1200名杭州知青专列路过哈尔滨前往合江地区。各地知青来到中苏边境地区后，立即被编入民兵进行军事训练。
1969年5月开江后，知青和老乡遵照上级指示，陆续登上黑龙江上一些属于中国管辖但和苏联边防军发生过冲突的岛屿，一面种地抓鱼坚持生产，一面暗中携带武器站岗放哨保卫边疆。携带武器不是为了进攻和袭击对岸的苏联边防军，而是为了防备苏联边防军的武装入侵、挑衅或者绑架抓人。按照当时的思路，登上“争议岛”的民兵所携带武器应该都用麻袋、衣服等做了遮盖，这样可避免刺激苏方，因为苏方有时对“中国农民”登上一些“争议岛”采取默认的态度。如果苏方人员也想登上“争议岛”时，对岸苏联边防瞭望哨看见的大概就是一群种地农民，看到的赤手空拳的男女青年也不过十六、七岁，以为他们比普通老百姓更容易欺侮，就容易放松警惕。苏联方面可能对大批刚到的京沪津杭及黑龙江本省插队知青的动态和情绪缺乏深入了解。
在黑龙江东部靠近抚远三角洲的同江县的八岔岛、董喀叭亮子岛上因为过去发生过苏联边防军上岛驱赶中国居民离岛的争端，在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上级也要求来自杭州的男女知青武装民兵参加登岛行动。登上八岔岛的民兵人数和枪支不详，董喀叭亮子岛上的民兵有20多人，除了有一些仿苏制53式7.62mm步骑枪外，另携带仿苏制德普型53式7.62mm轻机枪一挺[6]。他们在岛上生产劳动时，还有人划船在岛周边水域打鱼，负责联络警戒。很多知青是怀着保卫边疆的激情而来的，正盼着要有个表现自己英勇气概的机会，带着武器枪支上岛，更让他们热血沸腾，结果7月8日在八岔岛上真的和苏联边防人员打了一仗。这是珍宝岛冲突以来的又一场双方都开枪的武装冲突，不同的是发起自卫还击的不是中国边防军而是中国民兵，还有知识青年，甚至有女知青。
八岔岛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今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在八岔赫哲族乡境内（当时应该属于抚远县管辖）[7]。由14岛组成，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总面积约45.6平方公里。要比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1.6平方公里的吴八老岛大得多。八岔岛事件发生后，中方的照会强烈谴责了苏联边防人员在中国领土上的武装挑衅，苏方的照会则声称是中国人的“武装袭击”了上岛的苏联河运人员。1993年编辑的《黑龙江省志·军事志》开始透露出冲突发生的内幕。“1969年7月8日8时，苏联边防军两艘汽艇进入同江县所属八岔岛中方水域，进行所谓‘维护航标’作业。当地民兵前去制止，劝其退出中国领土。苏方人员竟无理开枪。中方民兵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沉苏艇1艘”[8]，承认冲突和航标设置有关，公开了曾经击沉苏联汽艇一艘的事实。
从中方事后公布的一份示意图来看，苏联边防人员是在八岔岛主岛东北角和中国民兵发生了冲突[9]。8点40分，苏联边防军和航标维护人员上岛作业后，正在岛上劳动的中国民兵当然要前去制止。那时的知青受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鼓舞，士气高涨，恰好遇到苏联边防人员入侵中国领土，自然会情绪激动地先进行说理斗争，还有一部分人在后面拿出了原先遮盖住的步枪和反坦克手雷、手榴弹等做了战斗准备。苏联边防军见蜂拥而来的中方人员较多，便先开枪射击威慑。对在所谓的“争议岛”上劳动的中国居民开枪警告射击，是苏联边防军在驱赶中国老百姓时常用的手法，屡屡奏效。哪知道这次碰到的不是普通的中国农民，而是经过军事训练的有武装的知识青年民兵。
见苏联人开枪动手了，担任警戒保卫的中国民兵在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无法请示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立即开火还击，力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苏联边防人员措手不及，只好边打边撤，混战中，一艘苏联汽艇被中国民兵击沉。究竟是被子弹击中要害部分起火沉没还是被手雷炸毁，《黑龙江省志·军事志》没有详叙，苏方人员伤亡情况也不详。
《党员之友》2003年第12期刊登的原杭州知青罗以民写的《黑龙江一九六九》还透露出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1969年7月8日凌晨，距克巴亮子60公里外的同江县八岔岛又发生了一场战斗。我国驻岛民兵击沉了苏方一艘入侵的巡逻艇，并生擒一人后迅速撤离该岛”。由于交战中苏方一艘汽艇被击沉，至少一名人员失踪，苏方随后开始了报复行动。10时40分，匆匆赶来的一艘苏联炮艇对八岔岛进行了长达六分钟的机枪扫射和炮火攻击，苏军直升飞机也多次飞临附近的八岔村上空盘旋威胁。下午16时20分，苏军炮艇多艘载大批军人登岛搜索，最后老羞成怒烧毁了岛上的中国民房和大批树木，火势持续到深夜。至21时，两艘苏联炮艇仍封锁住我内河—八岔河水道出口。苏联边防部队在事件发生后的9、10两日，派入我八岔岛地区的炮艇达39艘次，直升飞机10余架次，军人100多名。中方对苏军入境、兵临村前的武装挑衅没有进行武力阻击，避免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实际上让苏联边防军恼火丢脸的还有一件事，7月8日，在距八岔岛60公里外的中国董喀叭亮子岛附近水域，他们的一艘武装巡逻艇居然遭到了中国渔民的“武力威胁”的羞辱。
7月8日上午，并不知晓八岔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的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的杭州知青罗以民与同学王祖荣和往常一样，暗中携带步骑枪两支、手榴弹8颗、反坦克手雷1枚，以打鱼为掩护，划平底船下江巡逻。一艘前后配备14.5毫米高射机枪的苏联巡逻艇入侵我方水域，向他们驶来，似乎有挑衅抓人的企图。两位知青不约而同地把暗藏的手雷和手榴弹都从船舱舱板下拿了出来。罗以民说：“我在前棹，飞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雷引信，把平时分装的手雷组合好。我又把4颗手榴弹盖全部拧掉，2颗插在腰间，2颗拉出拉火环，搁在舱板上，步枪里的5发子弹是早就压好了的。我对王祖荣说：如果炮艇敢停船抓人，等它一靠近，我们就突然扔手雷，再加一颗手榴弹，把它打瘫痪，如果咱们的手雷没打准，就蹬翻小船，跳水游回去”。尽管苏联巡逻艇围着他们小船高速转了好几圈，由于平时训练有素，小船船头始终朝着苏艇，未被苏艇掀起浪波掀翻。罗以民看苏艇越来越靠近，“炮艇上的苏军士兵似乎没有多少战斗准备，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也没脱，两个士兵甚至还光着上身。艇首站着一个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小铁锚，看来他也是想在靠近我船时将铁锚扔上小船把我们拖走。以往他们曾多次用这样的办法来抓中国人。他的铁锚比我的手雷重得多，他需要靠得更近”。两船距离将近40米时，罗以民右手扔掉了一只前棹，举起了手雷，亮出了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战斗姿态。“突然，那个军官看见了我手里的手雷，立刻喊了一声，扭头就往船舱里跑，那两个光膀子的士兵也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船舱。那炮艇立刻一溜烟跑远了”[10]。我方边防哨所里的人员通过高倍望远镜已经把这一触即发的斗智斗勇场面记录在案，罗以民后来被黑龙江军区合江军分区通令嘉奖。他的事迹在当时在边境地区是广为人知的。
我当时听到的传说似乎是以上八岔岛冲突和罗以民经历的合版演义。1969年7月8日，苏联两艘巡逻艇靠上了八岔岛，苏联边防军和戴大盖帽的人员下船登岛，正在岛上的劳动执勤的知青民兵立即上前阻止，苏军见我人多势众，先开枪威胁警告，岸上的民兵没有严格遵循中央军委规定的我方必须在两次鸣枪警告无效，苏方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才可以自卫还击的斗争政策，在苏方开枪后立即开火回击，打了苏方一个措手不及，最后把入侵者赶出了八岔岛。枪响后在周围水域打鱼的知青民兵也迅速划到了苏联汽艇附近进行阻击，很准确地把手雷扔到了企图逃跑的苏联巡逻艇舱里，炸沉了这艘船，苏方死伤多人。还有一说称，当时中国民兵兵分三拨，一拨赤手空拳进行说理斗争，一拨持枪进行保卫，另一拨直奔江边苏巡逻艇准备断其后路，形成了包围圈，听到枪声，就把手雷扔进了苏联巡逻艇。至于生擒苏军一人的事则没有印象。
后来因为证实这批进入八岔岛的苏方人员中确实有航标工作者，不仅在外交上惹了麻烦，而且引来了苏联的大报复。所以上级认为这次以多胜少的武装自卫反击是过火失策的，1970年以后就很少作为成功的战例提起，甚至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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