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1955年起，印度和两极之一的苏联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对奉行不结盟外交的印度来说似乎有些非同寻常。然而，这是符合尼赫鲁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因为，这种特殊关系是印苏两国之间利益一致的产物：前期对付巴美结盟，后期对付中国。印苏特殊关系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初，促使在亚太地区形成以印苏为一方、美巴中为另一方的战略态势。
关键词：尼赫鲁时期；印度；苏联；特殊关系
从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到1986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印苏特殊关系保持了三十余年。所谓印苏特殊关系是指两国在外交上相互支持，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密切的合作。正如阿·斯泰因所说的，“在斯大林之后的年代，在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印度同苏联进行了最广泛的合作。”[1](pX)印苏特殊关系不仅对印度和苏联本身产生影响，而且影响到冷战期间亚太地区的格局。印苏特殊关系发轫于尼赫鲁时期。尼赫鲁时期是指1947-1964年尼赫鲁任印度总理的17年间。在这一时期，印度宣称奉行不结盟外交，不与两极中的任何一极结盟。然而，印度与两极之一的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最终形成一种特殊关系。本文着重探寻尼赫鲁时期印苏关系演变的轨迹，并剖析印苏特殊关系形成的原因。
一、尼赫鲁时期印苏特殊关系的形成
独立之初，尼赫鲁选择了不结盟作为印度外交的基本政策。但此时，印度是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尼赫鲁认为，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印度迫切需要美国的援助。他曾经对他的智囊人物梅农说过，“印度为什么不可以与美国靠近一些，借此增强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呢?”[2](P59)当时印度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正如印驻美大使
此时，苏联对发展与印度的关系反应比较冷淡。这种冷淡基于苏联对印度领导人和新政府的认识。1947年月，苏联科学院举行过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印度的形势。苏联的印度专家认为，“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领导集团已完全倒向反动和帝国主义阵营”。[4]1947年8月印度独立以后，苏联官方媒体把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称为受英美帝国主义影响的“反动分子”，把尼赫鲁说成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苏联对印度的中立主义持批评态度。莫斯科认为，“那些不支持我们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1](P37)这也就是说苏联人认为在国际斗争中非友即敌，没有中立的余地。这种说法与杜勒斯批评中立主义“不道德”如出一辙。
印苏关系的改善是从斯大林逝世以后开始的，195年，尼赫鲁女儿英迪拉·甘地应邀访问苏联，同年12月印苏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两国间经济和文化交流开始起步。印苏关系的明显改善则以1955年两国领导人互访为标志。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形成一种特殊关系。1955年成为印苏关系的分水岭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是对巴美结盟的反应。按照地缘政治的标准，亚洲重要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至1954年日本和巴基斯坦已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联便开始争取印度站在它的一边。因为印度是人口最多的不结盟国家，具有很大的潜在国力。1954年3月苏联《真理报》称赞印度“在亚洲巩固和平与安全方面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没有站在美国一边追随它们的侵略政策”。对印度来说，它十分担心美国援巴打破南亚力量对比，为此，它需要与苏联进行合作以抵消美巴结盟在南亚造成的对印度不利的影响。
其次，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与尼赫鲁的不结盟外交有某些共性。“三和路线”是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系统地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赫鲁晓夫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世界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和平共处，或者发动最具毁灭性的战争，除此没有第三条道路”。[5]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思想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就有了，1955年11月24日，他在访问印度时说，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处“是必需的”，“谁也没法使我们搬到火星上去，而且科学家还没有想出这样的办法。显然，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愿意搬到火星上去。这就是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地球上。而生活，也就是共处”。[6]尼赫鲁倡导不结盟外交，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1954年4月与中国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1955年4月参与发起万隆会议，使得印度的国际声誉大增，也引起了苏联的注意。五项原则的中心思想就是“和平共处”，万隆十项原则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所以，尽管内涵不一定相同，但赫鲁晓夫与尼赫鲁都主张和平共处。
第三，尼赫鲁宣布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赢得苏联的好感。1955年1月国大党在阿瓦迪(Avadi)召开的第六十届年会上，通过了将印度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的决定。[7]尼赫鲁所说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实行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模式。即便如此，苏联仍然为印度宣布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而感到高兴，乐于向它提供经济援助，因为此时赫鲁晓夫把印度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样板予以大力扶持，希望以此增加在同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对抗中自身的力量。
1955年以后，印苏关系越来越密切，最终形成印苏特殊关系。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果阿问题上支持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站在印度一边，苏联还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印度。印度则在匈牙利事件上支持苏联，此举遭到西方国家的批评，指责印度背离了不结盟的道路。印苏特殊关系表面上与印度奉行的不结盟外交似乎有矛盾。然而，这是符合尼赫鲁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
二、印苏特殊关系与大国
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利益的一致是国与国友好关系的纽带。印苏特殊关系也是基于两国利益的一致。从印度方面来说，它要利用苏美和苏中矛盾，依靠苏联的支持来取得和保持其在南亚的领导地位，并进而争取世界大国的地位。因为，印度独立不久就与巴基斯坦兵戎相见，巴美结盟后与美国关系趋紧，1959年之后又与中国失和。所以，在地区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上，印度迫切需要苏联这样的大国支持。从苏联方面来看，发展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南亚大国印度的关系就能打开美国对它的遏制圈的一个缺口，在印度洋找到一个立足点，并且以此牵制印度同美国的关系。苏联还可以利用印度牵制中国，因为从1958年开始中苏已潜伏着不和。简言之，印苏在对付美国和中国时找到了共同点。
1、印苏特殊关系与美国因素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倡导克什米尔独立计划，使印度大为不快，为印苏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美巴结盟则直接促使印苏特殊关系的产生。
美国利用印巴双方为克什米尔争执不下之机，提出让克什米尔独立，使之成为“东方的瑞士”。其实美国看重克什米尔特殊的地理位置，试图将克什米尔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为克什米尔是亚洲的心脏，据有该地有极大的军事价值，在当时飞机续航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以克什米尔为基地的飞机，能够用来轰炸亚洲任何地区。为此，1950年年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建议在克什米尔建立空军基地，把克什米尔变成美国托管下的“独立国”。[8](P171)
美国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得到印控克什米尔总理阿卜杜拉的响应和支持。尼赫鲁于1953年8月将主张独立的阿卜杜拉撤职，杜绝了美国分割克什米尔的想法。但是，美国提出分割克什米尔的计划激怒了印度人，从而推动了印苏关系的发展。
更令印度人对美国不满的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尼赫鲁认为美巴结盟将使次大陆的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印度的变化，又担心美国直接卷入巴基斯坦事务，会把冷战带到印度次大陆。
尼赫鲁懂得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不是针对共产主义国家，而是为了对付印度。他说：“无论如何，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本质上是基于他们对印度的敌意。”[10]尼赫鲁竭力反对巴基斯坦加入军事集团。他警告美国：任何改变印度次大陆力量均势的步骤都将被印度看作是不友好的行为。同时，他也告戒巴基斯坦，“弱者与强者结盟不会增加力量，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11]
苏联是美国策划建立的军事条约组织的直接遏制对象，所以，苏联反对此类军事条约组织。因此，尼赫鲁希望与苏联友好以对付巴美结盟。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印苏特殊关系才得以形成。
2、印苏特殊关系与中国因素
从1958年开始，中国因素促使印苏走得更近。因为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关系已有一种潜在的紧张。这年4月和7月苏联向中国提出共建“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已经触及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印关系也开始失去了50年代初的热情，一些实质性的分歧(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开始突出。自1959年9月9日的塔斯社声明到
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苏联发表了令中国人痛心的“塔斯社声明”，自然使印度人感到满意。9月12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说，苏联“发表这一声明本身就表明苏联政府对局势采取了冷静的和无所偏袒的态度”。[12]印度对苏联希望的也不过如此。因为，苏联在中苏关系破裂前，在一个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严重争端中保持中立，就是对后者有力的支持。
苏联发表塔斯社声明既是对中国拒绝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与苏联合作的反应，又是苏联取悦尼赫鲁政府的举动。1959年10月结束美国之行后，赫鲁晓夫访问了北京。中国领导人试图向他说明朗久事件的经过，指出地点是发生在实际控制线以北，挑衅来自印度方面。但是赫鲁晓夫不愿意了解谁是挑衅者，坚持认为打死人就是错误的。他为尼赫鲁辩护说：“除共产党外，他是印度最进步的领导人，他的政策一直是坚决主张中立和反帝的，他与巴基斯坦不一样，没有同美国签订任何条约。如果尼赫鲁被推翻了，你可以相信：更加反动的势力将要掌权。”赫鲁晓夫还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指责中国，“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是在西藏的人口稀少的高山上。为这样一些小块的荒凉高地真的值得流血吗?”“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外交，不是战争”。[13]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印边境冲突是中国的不对，印度是无辜的、值得同情的。
苏联还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印度。1955—1965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10.2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是在这一时期28个接受苏联援助的欠发达国家中受援额最多的一个。[1](P186)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印关系恶化以后提供的。1959年9月，即在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苏联决定给印度贷款3.78亿美元以资助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6)。
当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之后，1963年9月19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亚洲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的文章，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苏联公开站在印度的一边。这篇文章指责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积极响应科伦坡建议，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建议”，“污蔑中国企图通过战争途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诽谤中国没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14] 尼赫鲁为《真理报》的文章叫好，9月21日他说，《真理报》文章表明，“苏联对印度立场的认识有了意义重大的发展”。《印度快报》9月25日撰文说，“对印度来说，苏联的声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莫斯科发表这则声明就是公开地同新德里站在一起反对北京。这样，除了美国反对中国以外，印度又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国来反对中国。”美国舆论声称，《真理报》的文章表明，“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实际上已经把过去的中立态度变为积极支持印度的态度。”[14]
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对印度的支持是与当时中苏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的。从1959年到1964年，苏印关系的发展是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步的。可见，这时对付中国成为印苏两国战略上的共同点。
总之，印苏在战略上的一致性是1955年以后印苏特殊关系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苏联在诸多方面对尼赫鲁政府的支持博得了印度人的好感，这是推动印苏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印度学者也承认，“印苏特殊关系是由于两国间的利益互补，尤其是苏联支持印度的事业和利益的结果。”[15]
三、结语
印苏特殊关系表面上与尼赫鲁倡导的不结盟运动似乎格格不入。但是，特殊关系不等于结盟；况且，尼赫鲁时期印苏特殊关系的程度与后来不同，1971年《印苏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印苏之间建立了准同盟关系。事实上，印苏特殊关系是符合尼赫鲁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
国际关系领域的现实主义无非是强调国家利益，它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主义是西方行为的根源，从修昔底斯到丘吉尔现实主义思想一脉相承。修昔底斯说：“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最可靠的纽带。”丘吉尔曾经说过，“没有真正的朋友，也没有真正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毕业于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尼赫鲁对现实主义外交原则也是情有独钟。他说过，“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只根据善意和想入非非来决定它的内政和外交政策”。[16]尼赫鲁认为，“无论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其外交部长主要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17]
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尼赫鲁外交的出发点是印度的民族利益，而不是某种道义或某种主义。他说过，“我不迷恋这些‘主义’，我的态度是，而且我愿意说国家的态度应该是，用相当实用的态度考虑问题，我想忘掉依附于它的‘主义’”。[18]因此，尼赫鲁在外交实践上一切从印度的民族利益出发。他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疏远苏联，只以国家的利益为转移。假如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最可能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由于印度和苏联在对外战略上的利益结合点更多，所以在尼赫鲁时期印苏关系比印美关系更密切。
总之，在尼赫鲁时代，印度与苏联逐渐发展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印度视苏联为对付巴美结盟和中国的可依托力量；苏联把印度当成对抗美国、中国的盟友。印苏特殊关系确实为印度带来了许多实际的利益，印苏关系也是尼赫鲁外交最成功的方面。然而，印苏特殊关系促使在70年代初在亚太地区形成以印苏为一方、美巴中为另一方的战略态势。这种特殊关系损害了印度不结盟的国家形象，在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处于被动。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
作者简介：张忠祥(1965—)，男，浙江龙游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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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JawaharlalNehru'sSpeeches，Vol.1(1946-1949)，NewDelhi，1950，p.141.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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