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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27日,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会议,他对与会者说,日内瓦会议,尤其是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是一种“拖延性行动”[4](P427)。4月7日,美国国务院东南亚事务司与其他几个部门拟就的一份备忘录中称,美国派工作小组出席日内瓦会议是为了支持法国,使其不致在会议上采取一种直接或间接意味着印支落入共产党之手的立场。美国要在会议上“通过揭露共产党的真正立场来帮助法国政府顶住国内的压力” [4](P503-505)。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态度是“拖”。“为法国批准欧洲集体防御条约争取时间,以及为实施纳瓦尔计划积聚军力拖延时间”。另一方面,美国决策层研究了日内瓦会议上可能达成的各种方案:维持现状、强制停火、建立联合政府、印支有关国家分裂而治等,但到3月17日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联会等主要决策机构形成共识:在日内瓦会议印支阶段讨论开始之前,美国应与英、法达成一致,反对印支问题上达成任何上述可能方案,如不能达成一致,美国应在会上拒绝讨论印支问题,或即使讨论这一问题,也应确保达不能达成协议。如法国接受了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且不能确保印支地区非共产主义化的前途与有关国家的领土完整,美国应拒绝接受此案,并直接与印支三国或别的盟国(特别是英国),谋求继续在无法国参加的情况下与越盟争夺印支地区。[4](P427,478-479) 27日杜勒斯国务卿表示:“在目前军事形势下,任何谈判达成的方案均只会造成印支最终完全为共产党力量控制的结果,美国无法通过向共产党中国作让步换取其做出某些承诺,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承诺只是骗局”。[4](P485)美国政府对日内瓦会议的另一个担心是中国的与会会造成中国具有大国身份的印象。在2月27日,杜勒斯即指示美国国内主要报纸负责人:“共产党宣传力量努力把日内瓦会议贴上五强会议的标签,一些美国记者也无意中使用五强会议的提法,这提高了共产党中国的地位,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美国的记者及新闻媒体应避免把此次会议贴上五强会议或五大国会议的标签,建议统一使用‘日内瓦会议’的提法。” [4](P425)到了4月17日,美国政府对日内瓦会议的前途已做出明确结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达成一种事实上是法国投降的方案,要么达成一种事实上是共产党国家投降的方案。” [4](P530)显然,美国政府根本不准备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印支问题认真谈判,并竭力阻挠盟国达成协议的努力。美国政府也没有对会议进行认真准备,4月15日,美国国防部对外军事事务办公室主任戴维思写道:“国防部对到目前为止美国就日内瓦会议的缺乏准备深表关注……鉴于距日内瓦会议开幕时间无多,确有必要考虑美国的会议立场问题了。” [4](P520)概括而言,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态度是:拖延时日,让法国在军事上得以喘息,然后在军事上继续对抗;反对会议在印支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认为妥协的结果只能是印支的最终共产主义化,印支局势只有两种极端选择:要么共产党国家向西方投降,要么西方向共产党国家投降。美国的会议态度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主张对抗与拒绝缓和是其态度的实质。
三、美、英、法之间的分歧
既然不愿谈判缓和印支局势,面对法国不见好转的战场颓势,从1953年末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为一个问题深深困扰:美国能否在印支投入地面部队,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1953年12月18日的一份特别情报估计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与中央情报局统一认识:美国军事干涉印支将给中国以出兵印支以借口,美国如果在越南作战,那里的气候、地形、当地民众对西方干涉的仇恨一起可能导致一场“持久不决的战争……最终,美国与越南本国的军队将打得筋疲力尽。” [5](P429-434) 12月份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The 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JSPC)与参联会在上述情报评估之后提交了一份迄今为止最详尽的美国在印支作战的假想军事计划,认为美国如卷入战争,需20万地面部队、花费数十亿美元,将影响到调拨给北约的资源,并令美军后勤储备干涸。[6](P212) 1953年底到1954年的奠边府之战又引发美国决策层在1954年春就是否军事干涉印支问题展开争论。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希望美国在印支进行军事干预,援助奠边府被困法军。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保、海军陆战队司令莱缪尔·谢泼德(Lemuel Shepherd)等均反对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在参联会内李奇微带头反对雷德福的意见,认为“美国出兵奠边府招致的负担将超出美国能力所及,并有可能引发全面战争。” [6](P214)艾森豪威尔总统坚持如无盟友支持、国会同意,美国不能单边军事干涉印支地区。[6](P215)但奠边府危机迫在眉睫,这两个前提条件短时间内不能具备,面对分歧,美国决策层推出一个妥协性方案:由美、英、法等国组成一个东南亚集体防御组织,以此作为西方对法国在印支溃败的反应。
3月29日,国务卿杜勒斯对美国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公开讲话:呼吁西方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共产党阵营向东南亚强加共产党俄国与中国式的政治体制。4月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信给英国首相丘吉尔:建立一个反对印支共产主义威胁的西方集团或联盟,“在我心目中,除贵我两国外,再加上法国、印度支那联邦、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菲律宾。”[7](P384) 3天后,艾森豪威尔收到丘吉尔的回信,“简短的答复表明,英国很不热心同我们一起采取一项坚定的立场”。[7](P385)4月3日,杜勒斯召见法国驻美大使,提出准备与盟国一起在印支采取联合行动,拟议中的参加联合行动的盟国包括英、法、菲、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法、英两国对建立这一联盟兴趣不大。法国认为这一行为会导致中国态度强硬,甚至给它以出兵的借口。英国也认为不宜丧失在日内瓦缔造和平的机会。4月9日拉尼埃总统在法国议会就印支政策提出三点纲领:其一,使用一切手段保卫奠边府;其二,用美援坚持在印支的军事行动;其三,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谈判获致和平[8](P75)。为了推动拟议中的东南亚集体防御组织,4月11日杜勒斯飞抵伦敦,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表示:英国不能在日内瓦会议前作出任何承诺。13日,杜勒斯飞巴黎,法国外长皮杜尔认为应避免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采取任何可能令中国态度强硬的措施 [8](P80)。15日杜勒斯返回华盛顿,并准备于4月20日召集英、法等国大使就建立集体安全机制进行磋商。18日,英国大使罗杰·梅金斯告知杜勒斯英国政府指示不许其与会讨论这一问题。杜勒斯只好把磋商主题改为就朝鲜局势的政治解决进行讨论,梅金斯这才参加了4月20日的会议[9](P1469)。
显然,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在对会议的态度问题上西方阵营陷入分裂之中。美国无意在日内瓦会议上认真谈判达成缓和,但同时也不愿单方面在印支投入美国部队,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建立集体防御组织的折中方案。法国在日内瓦会议前夕采取两手政策,仍竭力争取美国采取直接军事干涉。为此,法国在1954年4月4日第一次向美国请求军事干涉印支,4月23日杜勒斯在巴黎参加北约会议,法国第二次向美国作此请求[9](P1473-1474)。美国则提出美军事干涉的条件是:印支三国独立、与盟国一道行动、美国国会批准、法国训练出能有效作战的印支国家本土军队等[9](P1475)。显然,这些条件短期内是不能满足的,美国等于向军事干涉说“不”。在争取美国军事干涉受挫后,拉尼埃政府便寄望于日内瓦会谈,希望谈判达成缓和,以从印支脱身,对建立集体防御组织,法国采取回避态度,以免破坏和谈。英国也希望日内瓦会谈能达成协议。英国对会议的态度在4月25日晚(日内瓦会议于26日开幕)艾登与杜勒斯的会晤中表露无遗。英国认为军事援助奠边府的被围法军无济于事,英国的立场是:支持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令人满意的方案;如达不成方案,英将与美国一起研究采取何种措施保卫泰国与东南亚的剩余部分。英国不同意军事干涉印支,希望在日内瓦会议上谈出结果,并认为即使印支落入共产党国家之手,仍能守住马来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中,艾登请杜勒斯对分裂印支的方案进行评论,后者表示分界线划在北纬17-18度之间,显然,杜勒斯认为美国这个要价是不会被接受的。艾登则表示,分界线应划得偏南一些。[9](P555)不难看出,英国对苏联的印支分治方案是进行了认真考虑,并愿意就此妥协的,但美国对此是不能接受的。总之,会议召开前,“美、英、法之间没有一致意见,没有共同立场……”[4](P654-663)
结 论
虽然与盟国态度大相径庭,美国仍在日内瓦会议上希望通过建立东南亚集体防御组织抵制会议达成缓和的协议。这样,在1954年初,东西方阵营围绕日内瓦会议的态度主要表现为:美国谋求以建立东南亚集体防御拉住英、法,抵制中、苏等国的和平政策,拒绝缓和远东特别是印支地区紧张局势。英国、法国对和谈均抱以希望,但又担心会议可能无法达成协议,因此没有完全拒绝美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御计划。在1954年初有关大国对日内瓦会议存在着三种态度: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主张通过会议恢复印支和平;美国拒绝缓和、强调对抗;英、法徘徊在对抗与和平之间。哪种态度占上风将决定着日内瓦会议的最终结果,也决定着印支地区是继续战争还是走向和平。
基于美、英、法的会议态度,中国政府提出一系列应对方针:首先,明确美国是印支和平的主要威胁。“(美国)要避免印度支那战争的停火,要阻挠日内瓦会议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尼克松)说假若法国的军队撤离印度支那,美国的军队就要进去”[10](P16)。因此,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美国堵在印支地区之外,不让其在印支进行军事存在。其次,中国政府强调要加强亚洲国家间的团结,并提出把和平共处原则用于处理亚洲国家间关系。1954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会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说:“亚洲各国和人民……要团结友好,反对侵略,不参加军事侵略性的集团”,“我们互不侵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我们赞成亚洲各国人民应该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制度…”[10](P17)这是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底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又一次提及类似政策原则。中国政府准备以此为原则争取亚洲有关国家,抵制美国的僵硬对抗政策。另外,中国政府也认识到美国与英、法之间存在矛盾分歧,在《初步意见》中周恩来写道:“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特别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它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1](P154-155)中国政府认识到在美、英、法之间存在着利用其矛盾的可能性,并在会见赖嘉文时向英、法晓以利害:“要告诉英法等西方国家,他们面临着两条任选其一的道路,要么搞好和亚洲人民的关系,从而保存他们的一部分利益,要么拒绝这条道路,选择同美国一起走的道路,从而就会失掉一切而且还会永远被亚洲人民所唾弃,这将是两头失塌。”[10](P17)
这样,日内瓦会议前夕基于美、英、法的会议态度,中国政府制定出孤立美国、团结亚洲国家、利用美英法矛盾的应对方针。这个方针是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行动指针,它的产生是大国会议态度互动的结果。不了解大国的会议态度就不能明白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政策方针的来龙去脉,这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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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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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Pentagon Papers: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Vol.1,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6] Robert Buzzanco. Prologue to Tragedy: U.S. Military Opposition to Intervention in Vietnam,1950-1954”[J].Diplomatic History,Vol.17, No.1, 1993.
[7]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1953-1956[Z].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8] Robert F. Randle, Geneva1954: the Settlement of the Indochina Wa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1969.
[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 Vol.13,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