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护世界安全的新秩序。然而，1947年3月冷战的爆发极大地冲击了雅尔塔体系的大国合作大厦。以美国和苏联各自为政的两大阵营时而合作，时而对抗，但对抗始终没有冲破合作的底线。可见，关于雅尔塔体系导致了冷战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冷战与雅尔塔体系是背道而驰的，冷战的核心是对抗，雅尔塔体系的核心是合作，雅尔塔体系不是导致了冷战，而是限制了冷战向热战的发展。相反，雅尔塔体系崩溃以后，不仅冷战思维依然存在，而且热战甚至是大规模的战争不断升级。
[关键词]雅尔塔体系；冷战；合作；对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了许多遗产，说雅尔塔体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遗产并不为过。雅尔塔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将世界一分为二，美国和苏联平分秋色。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苏联战后各自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阵营，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于是，国内外学术界很多专家学者认为，雅尔塔体系是冷战的根源，冷战是由雅尔塔体系造成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雅尔塔体系不仅不是冷战的根源，反而限制了冷战向热战的发展。
一、冷战背离了雅尔塔体系的宗旨
不能否认，雅尔塔体系的确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一极和以苏联为另一极的“两极世界”，而冷战也的确是以雅尔塔体系所形成的两极势力范围为地缘政治基础的，“在冷战时期，任何国家对外政策的特征都取决于该国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1](P163)但这并不能成为雅尔塔体系是冷战根源的理由。无论学术界如何给冷战下定义，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冷战是非战争性的两极对抗。但是，在雅尔塔体系创建者那里，我们看不到对抗的因素，美国和苏联两分世界并不是要在秩序内部形成一个对抗局面。恰恰相反，他们是寄希望于将战时的同盟关系保持下去，以便通过大国的合作实现建立普遍和永久的国际安全体系的梦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战胜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签订了一系列媾和条约[2](P109)，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创建了国际联盟[3](P41)，从而极其仓促地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凡尔赛体系。因此可以说，凡尔赛体系具有先天不足的特性。与其说这是一个“国际秩序”，倒不如说是个“欧洲秩序”。更重要的是，这个“欧洲秩序”并非建立在欧洲主宰世界的鼎盛时期，而是建立在欧洲的衰败时期。美国和俄国都在崛起，并正在日益取代欧洲的地位。
但是，它们不仅没有成为这个所谓“国际新秩序”的领导者，甚至连一般的成员国都不是。美国是因为自身原因而主动隐退的，俄国则是因为外部因素而被拒之门外的。英国和法国两个过气的大国主宰国际联盟，根本无法形成凝聚力，国联犹如一盘散沙。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虽然先后加入国际联盟，但20世纪30年代都相继退出。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大国之间各自为政，几乎丢弃了合作，这是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雅尔塔体系的创建者有理由吸取凡尔赛体系的教训，他们不应当忘记因没有结成合作同盟而收到战争罚单的往事。20世纪30年代，英国、法国、美国甚至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绥靖政策，虽各有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避免战争。然而，分割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历史记录下来的是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相继卷入了战争，法国甚至很快就败下阵来。要不是1941年德国把苏联拉了进来，日本把美国拉了进来，孤悬海外的不列颠沉没海底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难怪苏联参战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表示收回过去25年来所有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言行，愿意同苏联并肩作战。当年8月，丘吉尔就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聚首纽芬兰，并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是“第一份战后‘建立普遍和永久的国际安全体系’的英美文件”[4](P223)。苏联当时虽然没有参加，但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斯大林就表示同意美英两国元首达成的这份重要文件。1942年1月1日，有英美苏三国参加的26国《联合国家宣言》开始了三大国的战时合作关系。此后尽管由于利益等关系，冲突时有发生，但合作是大趋势，所有冲突都让位于合作，这也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令人高兴的是，雅尔塔体系的创建者的确非常珍惜盟国间的合作关系。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七个大国，到战争结束时只有美国和苏联了，而且美国较之苏联更有优势，美国的力量和财富更具竞争力，“美国是足够强大来遏制苏联的惟一国家”[5](P441)。但美国在可以为这个世界安排一个自己选择的秩序时，罗斯福却选择了“把苏联纳入新的世界秩序”[6](P98)，并共同主宰战后世界。“三十多年来，共产主义一词在美国一直是个坏字眼，至于社会主义则更早就被认为是十恶不赦了。”[7](P139)美国和苏联之间意识形态的显著差异，罗斯福十分清楚。他之所以不顾意识形态的差异而看重与苏联之间的合作，并不是罗斯福改变了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也不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有了好感，而是他深知“建设一种持久的和平”不能没有苏联的合作，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在发表其第四次就职演说时特别强调：“但凭我们自己是无法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我们自己的富足有赖于相距遥远其他国家的富足。”我们“要做世界的公民，要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成员。”“如果疑虑重重、互不信任和心怀畏惧，也就不能获得持久的和平。”[8](P370-372)尽管罗斯福在这里没有指明“相距遥远”的国家就是苏联，但在此前两周他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忘不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保卫战，也忘不了1943年和1944年惊人强大的俄国反攻。”[9](P480)
显然，在罗斯福眼里，苏联是建立持久和平的关键。难怪当1945年2月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实现了第二次会晤时，他表示已经对“世界即使不能保持永久和平至少要保持50年的和平抱有信心”[10](P552-553)了。为了表示和苏联合作的诚意，罗斯福甚至告诉斯大林，“所有的美国军队在二战结束后两年内将撤出欧洲”[5](P441)。罗斯福在其临终前的几个小时发给丘吉尔的外交照会中还十分肯定地说：“我们必须坚定立场，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路子是正确的。”[11](P118)为了能够在击败轴心国之后保持继续合作，雅尔塔体系的创建过程实质上已经超出了军事范畴。
雅尔塔体系的框架包含两个宏观上的内容：一是关于战争进程的，这是军事性的，适用于战时的军事合作，目的是加速击败法西斯的进程，它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二是关于战后安排的，这是非军事性的，既有政治性的也有经济和文化性的，它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因此，战争越是接近尾声，围绕第二方面内容的谈判就越是受到重视。最终形成的战后合作计划，实质上是大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妥协的产物。如：1943年11月斯大林终于同意参加三大国首脑会晤，而在年初他还以英美不开辟第二战场为由拒绝参加；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作出了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这标志着大国合作已经步入了超越传统安全的新时代；1944年10月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勾画了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蓝图，“联合国”的称谓足以显示大国要将战时合作继续维持到战后的决心；1944年10月，斯大林和丘吉尔签下了巴尔干百分比秘密协定，谋划了未来苏联和西方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美国也默许了这种交易。1945年2月在雅尔塔召开的第二次首脑会议，大国似乎更加坚定了这种决心：斯大林放弃了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的完全否决权，罗斯福和丘吉尔则认可了苏联和波兰的新边界；斯大林同意对德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对日宣战，罗斯福和丘吉尔则同意苏联在远东所希望的特殊利益。尽管大国间的合作很多是以牺牲别国的利益来实现的，但是这并不是雅尔塔体系的主流。大国的合作基础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宪章》里，“该宪章是宣扬联合国家决心为维护和平以及通过集体行动来惩罚未来侵略者而携手合作的响亮声明。”[12](P194)
罗斯福在安排战后世界时更多地考虑到苏联的利益，一些做法甚至牺牲了其它国家甚至是老牌殖民帝国英国的利益。罗斯福以让步的形式获得同苏联的合作，他甚至不惜划分势力范围的举动在战后遭到众多质疑。甚至有人把罗斯福比做张伯伦，把雅尔塔比做慕尼黑。其实，罗斯福去世后，夸下海口决不给苏联以让步的杜鲁门，也是把苏联作为第一谈判对手的，只是在战争结束后他才“厌倦于笼络苏联人”[13](P519)，开始从雅尔塔精神后退，开始推行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新武装西德等政策和行动，已经将雅尔塔体系所倡导的合作理念抛到了九霄云外。“二次大战后针对德国和日本的条约更像是拿破仑战败后各国对法国的重建”[14](P50)，这两个国家和其它受到美国援助的国家迅速成为美国的盟国，成为其抗衡苏联、重建权力平衡系统的一部分。
可见，雅尔塔体系的创建者是在谋求一种合作，这与冷战的对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冷战的对抗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对抗，就连英国人慷慨地将世界霸权的宝座“禅让”给美国人，也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对抗。正如一位当时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人后来回忆所说：“冷战在当时不但是主宰世界政治的因素，而且还反映出我们的国家和价值观所受到的最大威胁。……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我们都是聚精会神于怎样最有效地把冷战进行下去。”[15](P7)因此，冷战已经完全背离了雅尔塔体系创建者的初衷，两制合作已经被置之脑后，对抗代表了一切。
显然，冷战与雅尔塔体系是背道而驰的，冷战的核心是对抗，雅尔塔体系的核心是合作，说雅尔塔体系导致了冷战，就好像说合作导致了冷战一样，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雅尔塔体系限制了冷战向热战的发展
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后，冷战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当时，美国人中的许多人认为“要为冷战消耗毕生的精力”。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冷战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冷战终究没有发展成为热战；虽然50年中地区性的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但世界大战并没有爆发；虽然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几次达到战争边缘，但最终都让步而终。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凡此种种，不能不说有着雅尔塔体系的功劳。
雅尔塔体系的形成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不过，到冷战爆发时雅尔塔体系虽然尚未最终形成，但其框架已经构建起来了。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将其描述为“三个门罗主义”[16](P237)，即美国、苏联和西欧。尽管贝文已经表示西欧是一种“支离破碎的门罗主义”，事实上西欧就连“支离破碎的门罗主义”也已经不存在了，西欧三个世纪的政治中心地位已经结束了，所谓的“三个门罗主义”其实只有“两个门罗主义”，即“苏联人在东欧拥有一个势力范围，美国人在西半球拥有一个势力范围”[17](P171)。
应当说，英国地位的下降是有预兆的，早在20世纪初英国就进入了“霸权转移期”，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是“历史的误会”了。或许是不甘心退出权力顶峰，不甘心放弃“大博奕”战略，英国人希望美国能够担当英国遏制俄国的重任，丘吉尔警告美国不要相信斯大林，建议罗斯福战后不要把美军撤出欧洲。经过英国人不断地劝说，美国也开始认为雅尔塔体系给予苏联的东西太多，按照这样一个体系发展，苏联及其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会给西方民主国家构成很大的威胁，甚至“比希特勒的威胁更严重”[15](P7)。于是，在英国的蛊惑和怂恿下，美国“勇敢地站了出来”挑起了冷战。苏联也不甘示弱，“一个国家的强硬路线导致另外一个国家的强硬路线。两个国家都把对方视为20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那样的对手。”[17](P171-172)双方“彼此抵制”的情形，“贯穿于20世纪50、60、70年代”。[18](P230-231)
然而，冷战在僵持和缓和之间摇摆，国际秩序始终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虽然雅尔塔体系几乎一直处于受冷战冲击的状态，但每一次冲击都以状态的回复而终结。因为“主导这种变化的两个主要对手就像两个谨慎的象棋大师，十分熟悉棋盘、棋子和游戏规则。”[19](P412-413)从1945年战争结束前召开波茨坦会议以来直到1955年，美国和苏联两国最高领导人“没有举行过一次会晤”，这使得乔治·凯南感到“被孤立于美国驻苏使馆内的处境同自己在二战时期被拘禁于伯林的经历相类似”[17](P167)。但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并未因为没有最高级会晤而陷于混乱，相反两国关系乃至两个阵营的关系依然有条不紊。
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有效地维系着美苏关系的正常运行呢?显然，雅尔塔体系的一系列规定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切的一切都按照雅尔塔体系的安排来进行的，双方各自守护着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虽然美国声称要“解放东欧”，“吊起铁幕”，但当苏联向东欧“输出革命”建立苏联模式的政权时，美国却选择了沉默；当苏联用武力平息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的举动时，美国也只是趁机进行了一点宣传而已；当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阻止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时，西方也没有多管闲事。而苏联同样把西方势力范围内的事情看成是西方自己的事情，当英国在希腊镇压希腊共产党时，作为唯一的共产党国家苏联并没有站出来；当美国在土耳其、伊朗采取行动时，苏联同样予以默认。可见，20世纪50和60年代，西方联盟没有在苏联阵营的危机中“趁火打劫”，东方阵营除了古巴革命外也没有发生其它足以扰乱东西方“平衡关系”的重大革命。东西方关系是稳定的，“两边都心照不宣，接受了彼此的势力范围”，[20](P595-596)遵守着雅尔塔体系的约定，谁也没有越雷池一步。
当然，尽管“美国和苏联都极力避免直接干涉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所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因为它们担心一方的干涉行为可能导致另一方采取干涉行动”[1](P168)。但是，冷战期间地区性热战也时有发生，美苏之间也曾发生正面冲突，甚至几次达到战争边缘，但结果都以退让而告终，美苏还是各就各位，回归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德国是冷战的前沿阵地。盟国在战时并没有急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德国的走向是按照美、苏、英、法分区占领的初步安排发展的。由于战后西方三国占领区很快并为一个占领区，并计划组建联邦德国政府，1948年3月20日苏联以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相威胁，并宣布对柏林和西占区之间的交通进行10天的管制。作为对苏联行动的反应，美、英、法三国宣布在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随后追加柏林西占区进行同样的改革。柏林危机开始升级，苏联决定在苏占区和整个大柏林发行新币，并全面切断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停止向西柏林供电供煤。但是，苏联并没有实施完全封锁，给西方留下了空中道路；美国虽然把60架载有原子弹的B—29型轰炸机调到英国空军基地，但并没有试图用武力打破水陆封锁，而是利用空运解除危机。双方几经周折达成协议，1949年5月12日取消交通封锁，随后几个月内形成了两个德国的最终解决方案。1961年柏林再度爆发危机，赫鲁晓夫要动“外科手术”解决柏林问题，并进行局部战争动员，还以核战争相威胁。肯尼迪向国内公众发表电视讲话，提议增加国防开支和扩军备战。双方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赫鲁晓夫戏剧性地在沿东、西柏林的分界线筑起了一道物质隔墙。虽然美国声称不惜为西柏林一战，但肯尼迪并没有试图推翻柏林墙，而是坚持走和谈的渠道，最终双方还是以妥协和让步结束了柏林危机。
朝鲜是远东冷战的主战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军队很快就突破了“三八线”，并长驱直入几近半岛最南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美苏双方约定以“三八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北归苏联，南归美国。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侵犯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在联合国的名义下组建了联合国军参战。仁川登陆后“三八线”恢复到原状，“如果美国军队就地止步，那么就能因为恢复朝鲜半岛现状而成为胜利者。”[17](P182)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跨越“三八线”，并逼近中国边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作战，美军在节节败退中退回到“三八线”以南。好战的麦克阿瑟声称要进行一场“全新的战争”，将战火推至中国大陆。杜鲁门没有接受麦克阿瑟的要求，并罢免了其远东军司令的职务。经过三年多的相持，美国还是选择了接受停战，并恢复朝鲜半岛原状，“这场冲突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在冷战的剩余时期在南朝鲜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部队”[5](P444)。
古巴是美国的后院。50年代美国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及战略轰炸机能够直接威胁苏联本土，而苏联却无法威胁到美国。1962年苏联在古巴革命成功后开始向古巴偷运中程导弹，其建造的萨姆导弹发射场被美国U—2型飞机发现。美国朝野围绕古巴导弹危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鹰派坚持对古巴实施空中轰炸，但肯尼迪政府选择了海上封锁，并在古巴领海设置了警戒线。肯尼迪为了能够避免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愿意拿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做交易”[19](P629)。而苏联虽然表示拒绝美国的拦截，但“所有的苏联船只都停在离检查线不远的地方，以免引发危险的冲突”[21](P93)。最终赫鲁晓夫下令拆除在古巴的核武器，运回苏联并接受美国的检查。双方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从而结束了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为危险的一次危机。
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是相当复杂的，按照雅尔塔体系和冷战格局各自的逻辑，美苏既是合作关系也是对抗关系，但对抗始终没有冲破合作的底线。冷战之所以始终没有变成热战，并不是没有热战的条件，而是受到雅尔塔体系的制约。1975年东西方齐聚赫尔辛基，宣布重回雅尔塔。
三、雅尔塔体系和冷战格局是国际关系的两条主线
不难看出，雅尔塔体系与冷战格局完全是两回事，它们是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的两条主线，即合作主线和对抗主线。
首先，两条主线并行发展，有时甚至重合。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分为战时和战后两个阶段，战时阶段主要确定与战争相关的问题，比如无条件投降原则、第二战场的开辟、苏联对日宣战等。战后阶段主要是根据战时确定的原则和框架勾画未来世界的蓝图，如对法西斯战败国的处置、各自势力范围事实上的确定等。因此，雅尔塔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随着战争的结束，雅尔塔体系的战时内容已经终结了，狭义上的雅尔塔体系专指对战后世界的安排。正是在安排战后世界的过程中，冷战爆发了。德国是在冷战最激烈的年代走向分裂的，分裂后的两个德国，西德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东德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既是冷战的内容，也是雅尔塔体系的内容。后来的“柏林墙”也是冷战的产物，同样补充了雅尔塔体系的内容。所以，雅尔塔体系和冷战格局不是一回事，尽管有时的重合会导致两者的共同性，但这并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其次，两条主线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按照《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东欧并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势力范围，宣言所强调的是“各国人民在他们的生存条件下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承诺的是帮助其“建立广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的临时政府机构，并保证尽可能快地通过自由选举成立关心人民意愿的政府”[4](P493-494)。然而，伴随者冷战的爆发，苏联感受到了将东欧苏联化的紧迫性。在斯大林看来，1941年德国能经过东欧侵入苏联，“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22](P499)。
换言之，“只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一致性才能提供可靠的保障”[23](P84)。于是，苏联开始向东欧国家“输出革命”，不到几年的时间，苏联已经“在德国东侧也即苏联自己一边取得一条宽阔的缓冲地带”[24](P35)。显然，雅尔塔体系和冷战格局几乎是同步形成的。冷战加快了东欧的苏联化进程，推动了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东欧的苏联化又反过来把冷战推向了高潮。再次，两条主线强弱交替，在不同时期发挥主导作用。雅尔塔体系形成于1951年对日媾和，冷战格局形成于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前，冷战这条“对抗主线”占主导地位，危机和冲突甚至地区性的战争时有发生，且异常激烈；70年代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雅尔塔体系这条“合作主线”占主导地位，特别是《赫尔辛基宣言》以后，缓和成为东西方关系的主流。期间虽然有冷战的插曲，有人叫做“第二次冷战”，但缓和成为大势所趋。在“合作主线”的作用下，东西方冷战渐渐偃旗息鼓，并以缓和与渐进的方式宣告终结。
最后，两条主线的孰强孰弱，直接影响世界革命的主流转换。世界革命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雅尔塔体系和冷战格局两条主线对世界革命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甚至直接影响世界革命的主流转换。在“对抗主线”超过“合作主线”时，世界革命依然以传统的暴力革命为主流；反之，暴力革命逐渐被和平发展所取代。世界革命以暴力革命还是和平发展为主流，成为两制之间对抗还是合作的晴雨表。同时，革命主流的转换也反过来影响两制关系的发展进程。当70年代中期世界革命完成从暴力革命向和平发展的主流转换后，“合作主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雅尔塔体系和冷战格局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冷战不是由雅尔塔体系造成的，雅尔塔体系也不可能导致冷战，相反正是因为雅尔塔体系的存在，使得冷战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热战。相反，雅尔塔体系崩溃以后，不仅冷战思维依然存在，而且热战甚至是大规模的战争不断升级。所以，雅尔塔体系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体系，但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它无疑是符合世界发展方向的。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作者简介]曹胜强(1963-)，男，山东乳山人，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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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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