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冷战是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术界,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档案解密以来,在宏观及微观研究中都取得了丰盛的成果,本文试图从其起源问题及其他问题两方面来分析。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成果相对有限,主要是对经济冷战宏观性地描述及对具体事件的勾画。
关键词:经济冷战;起源问题;其他问题;中国学术界研究状况
经济冷战是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冷战期间美国联合盟国对共产主义集团实行的经济遏制政策。随着冷战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及大量文档的解密,经济冷战开始成为中外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现对其研究状况做一综述。
一、西方学术界对经济冷战的研究
(一)对经济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
从对经济冷战研究之时起,经济冷战的起源问题便成为一大焦点,并存在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传统派以政治经济学家G·A·卡尔逊为代表,其著作《西方经济战,1947-1967》[1]和《东方、西方、南方合作的政治经济》[2]是经济冷战的开拓性研究成果。Y·亚思哈勒等的《自由贸易的神话:东西方贸易管制委员会的起源,1945-1950》[3]和《经济恢复及遏制:1947-1951年间英美在东西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合作和冲突》[4]也属于传统派之作。
在经济遏制政策的起源方面,传统派强调美国的强制性,认为美国通过经济强迫,强制西欧联盟严格控制与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在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传统派认为:美国通过拒绝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强制手段,迫使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的欧洲成员支持它对付苏联的经济冷战政策。面对苏联的战略威胁,尽管东西方贸易对西欧国家的经济恢复计划非常重要,但西欧屈服于美国的禁运要求,形成了对美国的军事依靠。因而,传统派主张用美国的实力及其在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的主导作用来评判经济冷战的起源。
80年代,在对新的美国政府解密文件的研究中,史学家对传统派的观点进行修正,形成了修正派,以A·P·道伯逊、T·E·法兰和M·马斯坦多诺等为代表。道伯逊著有《英美特殊经济关系中的政治,1940-1987》[5],法兰的《“经济战”与“战略商品”:分析巴统的概念框架》[6],马思坦多诺著有《作为战略工具的贸易:战后早期美国和盟国的出口管制政策》[7]、《经济遏制:巴黎统筹委员会和东西方贸易政治》[8]及《国家和美国对外经济政策》[9]。修正派认为,美国没有主导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政策的制定,一些西欧政府,特别是英国和法国,能通过他们对美国全球安全政策的影响来缓和美国经济防御的要求。他们反对传统派以经济强制手段迫使西欧联盟对苏联同盟禁运的主张,认为美国不愿对西欧国家实行制裁,因为这会削弱共同安全合作。因而,他们主张正视英国在多边出口控制团体中的影响性存在,通过西欧政府对美国禁运建议的反应来评价美国在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中制定的政策。
后修正派以A·杰克逊为代表,著有《经济冷战:美国、英国和东西方贸易1948-1963》[10]。这一学派建立于对修正派研究的新解释基础之上。他们在否定了传统派观点的同时,也对修正派的观点提出质疑。在对英美政府新文档的考察基础之上,他们不再以英国或美国政策制定者的眼光来看待经济遏制的起源,而是以一个史学家的局外人的视角,对经济冷战的起源及美国与盟国间的分歧重新论述。如他们认为,美国并非强制西欧服从其经济冷战政策:美国总统和国会不惜以允许西欧国家保持与东欧的非战略性贸易联系为代价来换取西欧对苏联军事物资的禁运。美英之间在经济冷战政策中存在分歧,且在战略商品的定义上存在分歧。美国想对苏联军事及民用产品获益的工业物资禁运,而英国主张仅对苏联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基础物资禁运。同时,美英在战略和经济目标中存在冲突。英美都认为战略禁运对两者有必要,但对禁运的程度和范围不同,美国强调全面遏制,而英国则想借此恢复经济。
(二)更广阔视角的经济冷战
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档案的解密,学术界开始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经济冷战,主要涉及到巴统的运行、东西方贸易问题、美国与盟国的合作与分歧、西方内部的合作与分歧及经济制裁等问题,特别是对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的经济冷战也开始有所涉及。
将经济冷战与东西方贸易关系联系在一起、欧洲视角的经济冷战、苏联视角的经济冷战等著作大量涌现。《美国生存的经济之术:制裁、禁运与经济战1933-1991》[11]是一部时间跨度较长的经济冷战的系统著作,主要考察了经济冷战的原因:帝国竞争中的贸易与国家生存的两难处境及盟国内部分歧;《东西方战略贸易:巴黎统筹委员会与大西洋联盟》[12]、《冷战时期的美苏贸易》[13]、《经济战还是缓和:1980S东西方贸易关系的一种评判》[14]等著作从东西方经济关系的视角探讨了经济冷战;《西方安全对东方的经济战》[15]、《从禁运到东方政治:西德与苏联的政治经济关系1955-1980》[16]、《输油管道政治:东西方能源贸易的复杂政治经济》[17]则从国家政治或政策角度研究了经济冷战;《白色战争》[18]、《艾奇逊与帝国:英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声音》[19]等则论述了欧洲盟国对美国经济冷战战略的反应;《苏联与西方的贸易与技术》[20]、《苏联先进制造技术与西方出口贸易》[21]等则从苏联角度论述了经济冷战。亚洲的经济冷战是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冷战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也开始关注这一方面。冷战时期美国对亚洲的经济冷战战略,包括美国亚洲贸易管制政策、美国对中国的经济遏制政策及美国对日本经济政策的演变等。《美国的世界战略与巴统———转折关头的日本贸易政策》[22]等著作主要论述了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冷战与对日本经济政策的关系。《共产主义的盈缺:西方对中国经济战的外交与哲学》[23]、《战略三角政治:美国、巴黎统筹委员会与对中国的出口控制1979-1989》[24],则分析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冷战政策,如对中国的经济禁运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冷战与巴统的关系问题及“中国差别”问题等。
80年代之后有关经济冷战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具体领域的研究,一般是一届政府对特定地区的经济冷战,如《里根执政、经济战与冷战开始结束》[25]等。21世纪之初,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有关经济制裁的专著,或着眼于美国整个经济战争史,或着重论述冷战后美国的经济制裁理论与实践,对经济冷战有所涉及,如《美国生存的经济之术:制裁与战略禁运1933-1991》[26]、《美国经济治国之术:理论与实践》[27]等。
因而,西方学术界对经济冷战的研究,若60年代末是以研究其起源为主的开拓期的话,八、九十年代则是其发展期。其间,通史性专著不断涌现,研究的范围与领域也不断拓展,不断深入。
二、中国学术界对经济冷战的研究
(一)宏观研究
对经济冷战的宏观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是崔丕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9-1994)》[28]。该书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外交文件的细致梳理及对重大事件的论述,阐明了美国的冷战战略和遏制政策形成的全过程,并在史论两方面阐述了经济遏制政策在美国冷战中的地位、美国冷战战略对东西方贸易政策的支配、盟国对美国的冷战战略及巴统的影响、巴统的兴衰与美国霸权的内在联系等问题。而另一本黄志平著的《美国巴统是怎样进行出口管制的》[29]则简单介绍了美国出口管制制度、巴统这一机构和禁运清单。
张曙光的《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经济禁运和中苏同盟》[30]是关于经济冷战的又一本宏观性著作。该著阐述了美国对华禁运的原因及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与对策,分析禁运对美国与西方盟国关系及中苏同盟关系产生的影响,探讨了经济冷战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化因素影响的分析。
(二)微观研究
对经济冷战史的微观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经济冷战中重点问题的论述,或对其大体过程的勾画。总体上勾画冷战时期美苏经济关系的著作,是牛笑风著的《冷战时期美苏经济关系的演进》[31],此文分析了冷战时期美苏经济关系的波浪式发展的态势,指出其原因在于美苏经济力量对比的阶段性变化及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崔丕的《美国的经济遏制政策与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起源》[32]一文,探讨了美国对苏联集团的贸易管制政策与美国的军事遏制政策及与西欧国家的经济复兴政策发展的同步性。张颖、潘敬国的《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探析》[33],论述了肯尼迪政府时期对出口管制政策的调整。崔丕的《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技术转让限制》[32]则对经济遏制战略重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由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转向70年代的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的战略进行论述。茹莹在《论70年代以来“经济武器”在美国对苏外交中的运用》一文中,论述了70年代以来美国对苏联“经济武器”的大规模运用[34]。
在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冷战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于群的《论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制定及实施》一文,考察了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形成过程,认为新中国建国之初,美国以一种较为现实的态度考虑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以防中国被纳入苏联经济体系之中,但由于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杜鲁门政府对华实行全面禁运,并构筑了对中苏集团的经济遏制网[35]。陶文钊在《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中依据美国外交档案及其他中英文资料,论述了5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演变过程,阐释了新中国政府颇有成效的反禁运努力[36]。林利民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全面经济战》分两阶段论述了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形成,即由朝鲜战争爆发前的政治和经济诱惑政策到放弃灵活性对华政策、对华实行禁运[37]。郭又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禁运政策》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为全面遏制政策所主导,因此,在欧洲盟国废除“巴统”管制体系中的“中国差别”的情况下,美国依然坚持对华单独禁运政策[38]。宫旭平的《论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的微调》则论述了约翰逊政府的“遏制但不孤立”的对华政策,试图以此来缓和对华关系,从而为尼克松政府实现美中关系的突破奠定了基础[39]。将美国对华经济遏制与对日本的经济政策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有以下部分:陈德坤、徐建华的《美国东亚遏制战略与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认为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最终形成,阻止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传统贸易往来,同时促使日本经济与东南亚经济进行整合,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核心环节之一[40]。郭又新则在《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中重点分析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日、对华政策的转变,即从允许中日进行易货贸易转向迫使日本对中国实施严格管制[41]。邓峰的《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与日中贸易关系1948-1958年》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遏制政策对中日贸易的影响,认为1948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美国开始一步步升级对华贸易管制政策,这严重地阻碍了日中贸易关系的发展,日本独立后最初几届政府均未脱离美国政策的窠臼[42]。
美国对中国香港也实施了严厉的贸易管制。1991年中国学者邵文光撰写的英文专著《中国、英国和商业界:1949-1957年的政治、商业关系》[43],论述了英国在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和东西方贸易管制对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郭又新在《1949-1954年美国对香港的经济防卫政策》中系统分析了在此期间美国对香港的经济防卫政策由削弱其转运作用到对其实行许可证管制的发展过程[44]。
总之,西方学术界对经济冷战这一领域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方面已有相当的进展,特别是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档案的解密,这一进程加快。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但总体上研究成果较少,仍处于综合探索阶段。随着冷战史档案的解密及对冷战史研究力度的加深,对经济冷战的研究会不断深入。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仕英(1980-),女,山东惠民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冷战史、国际关系史;陈梅(1971-),女,山东临沂人,青岛科技大学政法部,讲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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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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