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陈波：“冷战转型：1960-80年代的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06年12月19－21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美国康奈尔大学冷战史项目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联合主办的“冷战转型：1960－80年代的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海内外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50余人云集上海，就冷战最后二十年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其中国外学者17人，分别来自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日本新澙大学、北海道大学、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等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香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冷战史专家近30人与会，《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探索与争鸣》等杂志编辑部和上海社科院也派代表列席了会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在开幕辞中回顾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他指出，十几年来中国学者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某些研究领域还具备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国内目前形成了一支人数不多但比较精干的冷战史研究队伍，北京大学和华东师大还分别成立了专门以冷战史为对象的研究中心。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以世界史学科为依托，开设了专门的冷战国际史研究生课程并招收硕、博士研究生。中国学者同国际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逐步增多，影响也逐渐扩大。应该说，当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正处于学科发展的高峰期。

一、中国、第三世界与冷战转型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系主任、《剑桥冷战史》主编文安立教授为大会做了主旨报告“第三世界、中国与冷战的最后年代”。他指出，冷战结束虽然发生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但是它走向终结的过程同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即冷战的结束并非一夕之功，恰恰是伴随这些地区一些渐变性的发展而最终发生的。不仅如此，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这一点却常常被学者们忽视。文安立教授从经济、意识形态和战略三个层面逐一分析了中国与冷战走向终结的历史联系。在经济领域，第三世界在70年代经历了明显的增长，但80年代却发生了转折。原料价格下跌、国际资本的卡特尔化、以物易物贸易方式的边缘化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张，这四个条件成为上述转折的主要助动因素。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和进入国际市场体系促进了这四个条件的成熟。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就是使第三世界国家本来要用于社会福利、经济改革和集体化上面的经济收益大为减少，他们选择苏联发展模式的阻力增大了。

　　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曾经在50－60年代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70－80年代却遭受挫折。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停滞，不能满足人民对这种制度的期望。那些国家内部因缺乏民主机制和成熟的社会发展经验，第一代独立运动领导人提出的社会变革计划难以为继，其民族主义的号召力也随之下降。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产生了一种跟从或者演化（assimilationism）主义倾向，离开苏联模式就成为他们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

　　国际战略层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显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是有着各种各样的选择的，而中国在70年代做出的选择对国际战略地图的演化无疑举足轻重——同美国缓和并结成一种战略同盟。其结果是迫使第三世界和欧洲在更加狭窄的范围当中，对国际政治中的站位和排序做出选择。欧洲人不得不更加主动地对美中接触做出响应，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选择范围大为缩小，苏联集团的拓展空间被压缩了。

　　文安立教授从中国对外战略调整和国内政策变化入手，试图以最简明的层次分析方法揭示出中国同全球冷战走向的有机联系：在70－80年代，中国的选择如何影响了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继而挤压、瓦解了苏联阵营的外围，最终推动冷战以对立双方的一方解体这样一种方式结束。

　　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讲座教授陈兼在其提交大会的论文《中国与冷战走向终结的历史进程》中，分两个层次说明“全球冷战走向结束的进程是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的”。在冷战的结构或说国际战略层面，中美联合使苏联不得不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对峙的同时与中国对抗，导致其战略目标与资源动员能力之间高度紧张，从而为其解体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层面，两大阵营的制度和合法性之争随着中苏分裂以及中国改革开放而失去了平衡：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一种替代选择，苏联模式再也无法对资本主义构成挑战。通过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与在冷战初期提出的“中间地带”概念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虽然还带有阶级色彩，但其潜台词已经从“革命”转向“发展”了。从上述两个基本层面上看，中国在冷战走向终结，或者说冷战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大会正式的学术讨论分为七个专题：中苏分裂的由来与发展、中苏分裂的后果与影响、越南战争的阴影、南亚变局与冷战、中美缓和的进程与影响、改革开放与全球冷战的转折以及冷战国际史研究前瞻。按照文安立和陈兼两位教授的分析框架，专家学者们所做学术报告可以进行如下划分：冷战转型的前奏、发展和完成。

二、中苏分裂：冷战转型的前奏

　　中苏在50年代的结盟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以两大阵营对峙为表征的东西方冷战，也将美国拖入了在亚洲与中苏两国对抗的战略态势。李滨博士（Juniata大学）通过进行学术史回顾，对中苏结盟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进行了梳理，指出冷战史具体问题的研究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出变化，并日臻完善的。比如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就逐步摆脱了简单化的“兄弟情谊”或者“大国沙文主义”两种极端，得出“中苏关系实际上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甚至突发状况的影响”的结论。李滨的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国学者的贡献，也体现了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利用多边档案这一学术特长和发展趋势。

　　中苏同盟关系的“蜜月期”非常短暂，由产生分歧到完全破裂却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一些具体的事件不断加深两国之间的分歧，推动两国走向分裂。拉钦科博士（匹兹堡大学）以1965－66年苏联对华政策为题，运用苏联、中国、美国以及蒙古多边档案，说明苏共中央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由“交往”到“遏制”的变化。这期间主导苏联战略思维中的两个因素——对中美共谋的恐惧和东西方联手制华的考虑，实际上体现意识形态在苏中关系中已不占据主要的地位，反映了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中，地缘政治考虑有所上升。

　　与拉钦科的观点形成呼应，李丹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通过分析60年代中苏边界谈判“政治化”的过程，表明意识形态在毛泽东的对苏政策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她的论文不是一般地梳理中苏边界问题，而是将其放在两国关系演变之下观察。1964年边界谈判中，苏联基本上是跟着中国的步调走。而到1969年的谈判，苏联趋于强硬，中国稍显被动。双方在两次谈判中都有三种方案，但中共选择的都是最激烈的方案，这同毛泽东的外交路线逐渐左转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苏边界谈判逐渐纳入到中美苏三角外交轨道。从中苏边界谈判的演变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线索和痕迹。

　　中苏分裂对全球冷战格局的转换影响深远，而其根源和后果亦是深刻的。沈志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积多年研究之功，概括出中苏同盟由分歧走向分裂的基本逻辑。如果说中苏之间在斯大林时期中苏结盟时主要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那么到了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50年代后期，两国主要是内外政策之间的分歧。这表现在涉及两国内外政策的人民公社问题和炮击金门事件上。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国际地位。沈教授根据中苏分裂的根源总结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三大症结：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组织原则与平等准则的冲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之争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之争。中苏同盟的解体对于中国、苏联乃至国际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苏联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尝试产生了阻断性影响；对冷战格局变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对苏联在冷战对局中的败北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中美苏大三角调整：冷战转型的深入

　　冷战转型过程中，中美苏大三角的调整不仅体现在三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上，也体现在地区政策的博弈上。这种转型的深入发展不仅涉及冷战结构方面的变动，也渗透到国内政治层面，所引起的某些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冷战走向终结。

　　中苏反目必然会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激起反应，王大卫教授（北海道大学）以“Interkit”这一在1967年建立起来的，旨在加强苏东共产党国家合作、对华实施秘密遏制的机构为例，说明苏联动用了大量的物质力量组织对中国的研究。这些情报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苏联对华政策，推动其在东方开辟第二条战线，增加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驻军。为了对付中国和后来中美联合带来的压力，苏联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物质。由此可见在导致苏联垮台的因素中，中国所起的作用比以前想象的要大得多。

　　谢弗研究员（华盛顿德意志美国研究所）认为苏联在70年代同美国的缓和与卷入第三世界争夺——缓和与革命并举，都与中苏分裂有关。苏联担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毛主义对苏联的正统性构成了挑战，为此不得不花费精力在各个地区应付这种挑战。所以苏联一方面在欧洲搞缓和，另一方面却在亚非拉地区进行“革命”，结果造成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扩张情绪。沈志华教授和谢弗教授的主题都是关于中苏分裂和冷战结束中中国所起到的作用，虽然角度不尽相同，却对目前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起到了补正和修正的作用。

　　越南战争显然是中美苏角逐的一个场所，而在60－70年代美国逐渐退出越南，苏联跟进的过程中，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李小兵教授（俄克拉荷马大学）认为中国出兵越南起到了两个作用：避免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对抗；在中苏军事技术的竞争中，越南在苏联军事技术优势的吸引下逐渐向苏联靠拢。这种状况既加速了中苏分裂，又致使苏联卷入印支而负担加重，冷战走向终结的脚步加快了。对于美国一方，罗格维尔教授（康奈尔大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约翰逊政府越战升级决策中，“心理多米诺理论”使美国政府对国内外的“信誉”成为国务院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而遏制中国的考虑一直在减少，这为后来尼克松政府对华的政策调整埋下伏笔。

　　戴超武教授（南京大学）充分运用美国、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多边档案，通过对1965年印巴冲突的研究，再现了三大国在南亚的角逐。美苏两国在战争爆发后的态度是阻止中国在南亚扩大影响，因此主张调停和谈判。中国的反应并非如大多数人的研究结果，多重因素限制了中国对巴基斯坦采取援助措施。戴教授认为中国在冷战时代对南亚的政策有一个从注重意识形态向注重国家利益的重要转变。

　　冷战转型的深入尤其体现在国际政治变动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关乎冷战的本质——制度与合法性的竞争。余伟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以70年代中国“内部发行刊物”为窗口，透视以反修防修为目的对苏批判，催生了对自身制度的批判意识。“内部发行刊物”起到了潜移默化的触媒作用，引起读者对自身社会问题的思考。因此，对苏联体制的否定批判既是发动文革的一个动因，也是反思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契机；既为文革提供了助力，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资源。冷战转型获得了深层次的推动力。

四、中美缓和：冷战转型的完成

　　1969年中美缓和的出现无疑是冷战最终走向终结的重要事件，因为它标志着中国退出了以美苏对抗为表征的冷战舞台。然而，沉重的历史包袱决定了双方的缓和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实现一次由内而外的政策蜕变是艰难的。

　　杨奎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以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为切入点，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深度解读，得出了不同于现实主义推理的结论：毛泽东在构筑“联美制苏”战略时仍然对“世界革命”怀有强烈的依恋，其“三个世界”构想实际上是既要坚持革命立场，又要构建新的外交战略双重作用力下，最终不得不回到早先提出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之中。论文反映了毛泽东在考虑中美缓和的同时，仍然徘徊在坚持世界革命的边缘。

　　与杨奎松教授将外部结构与内部动因的结合考察相一致，罗伯茨博士（香港大学）则透过美国驻华联络处最初18个月的活动，以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为基础，论证了尼克松－基辛格“大国外交战略”的局限性。这种局限的根源在于“大三角”关系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对中美缓和寄予的希望是苏美紧张的长期化，而美国则谋求联华制苏。当美国重新将美苏缓和置于中美缓和之上时，美中进一步改善关系必然遇到阻力。而在两国国内，似乎都缺少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真正的认同感，最终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延至1978年。

　　中美缓和给双方处与各自盟国——北、南朝鲜的关系增加了灵活性。布热津斯基博士（乔治·华盛顿大学）考察了1972－1992年中美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认为实现缓和的两国形成了一套新机制——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和规则，意在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双方对南北朝鲜的挑衅性行为加以限制，避免导致破坏半岛稳定的军事冲突，甚至令中美兵戎相见。可以说，在朝鲜半岛这一两国利益交叠区域的稳定政策体现了双方实现缓和及接近的愿望和意志。

　　以中美缓和为标志的国际战略调整是冷战走向终结的结构性条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现则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本质体现。何慧博士（华南师范大学）运用广东地方档案材料，对广交会历史演变进行梳理，通过个案来看待政治如何主导了广交会，而广交会又如何点滴改变经济政策，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她认为1972年中美贸易的恢复实际上意味着冷战从经济的意义上已经基本结束了，而广交会也成了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窗口，间接推动了中国在经济领域做出调整和变革。70年代末期，内外条件的成熟使中国打开国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水到渠成。肖冬连教授（国防大学）以吸收外资、引入外商和创办经济特区为线索，再现了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决策过程。对外开放的实现继而推动了国内经济改革的步伐，中国正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

　　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相应地引起中美苏大三角的继续调整，将持续了四十余年的冷战推向了终点。法恩瑞博士（佛罗伦萨大学）认为1979年的中越战争强化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这种关系的巩固以及对越南施加压力迫使苏联继续增加对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战略投入，其过度扩张的态势更加严重。而对中国来说，这一状况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政治基础。牛军教授（北京大学）对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进行了考察，通过引入“中国式冷战思维”概念论述了正常化进程漫长的原因，并认为中国国内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指出，以中苏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正式告别冷战。

　　概而言之，本次大会收到的论文选题新颖，既有切口细致、见微知著的深度分析，也有提纲挈领、极富启发性的宏观论述。其中大多数论文都援引了多国档案文献，凸显了冷战史研究的学术特长。大会最后的圆桌会议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对冷战国际史研究进行展望的讲坛，文安立教授期望推动中国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开放，更希望中国学者一如既往地在相关研究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李滨博士则建议不仅要关注冷战期间的高层政治，还要拓展研究视野，加强冷战社会史的研究。沈志华教授呼吁国内学者更多地关注亚非拉地区的研究，丰富冷战史研究内容，真正实现冷战“国际史”这一学科要求。杨格教授（纽约大学）倡议中美青年学者之间加强交流，为冷战史研究的学术后辈提供更高层次的平台。

　　正如与会学者所表示的那样，这次学术讨论会是一次非常热烈的国际聚会，通过对冷战最后二十年重大历史事件的回溯，我们愈加清晰地认识到冷战走向终结的内在机理以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毫无疑问，一部更完整、更深刻且契合20世纪世界史发展脉络的冷战史将以此为基础，逐步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

陈波，河北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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