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现实方面来看，中国自1978年以来原以重工业为核心、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已被强调轻工业、出口导向和自由市场的新工业发展趋势所取代。而在学术研究方面，1978年以后一些重要历史资料先后被整理出版，同时许多国外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也被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些现实和学术方面的变化都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一种更为理性和深刻的角度来看待1949至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并总结反思这一段经济发展留给我们的遗产和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战略及其调整变化是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之一。外国学者非常重视研究中国50年代的经济史，特别是对“一五计划”的研究。他们不仅对这一时期中国各经济部门的发展作了细致而微观的研究，而且还力图从宏观角度来描述和分析中国50年代的经济发展。就后者而言，一些学者从工业化的角度研究“一五计划”，认为中国“一五”期间实行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了对各种紧缺经济资源(如资本、精密设备、各种专业和熟练劳动力等)的巨大需求，中国脆弱的农业和工业基础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不得不承担非常大的压力，甚至有崩溃的危险。从经济管理和组织的角度，奥杜丽·唐尼索恩发现，中国当时模仿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而弗朗兹·舒尔曼更是从组织学和意识形态方面深入研究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建立中国行政体系(经济管理体系)时所遇到的各种结构性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企业与个人)矛盾和随后中共领导人解决这些矛盾的尝试。②这些研究都证明:中国政府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实施“一五计划”这个工业化战略时，规模巨大、发展速度要求高的工业化战略与经济资源相对稀缺、组织与管理经验相对落后等形成了非常大的矛盾。
国外许多学者根据上述研究成果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府在1957年之后不得不寻找和尝试新的工业化模式。然而，就这些新尝试与“一五计划”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却有不同的看法。由于所掌握的资料有限，一些早期研究相信，中国政府在“大跃进”期间和之后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一五计划”的工业化战略:更加强调小型的、为农业和地方需求服务的、以土技术和设备为主的工业发展道路(大跃进时期的“两种工业并举、两条腿走路”和大跃进之后的“五小工业”和“小、地、群”)，而不是强调重工业、现代工业。与之相对应，中国领导人在经济管理方面改变了苏联式的高度中央集权模式，更注重通过地方分权的形式来发挥地方和群众因素的积极作用。①但是，随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在战略性武器方面长足进步和有关三线建设的资料，国外学者注意到，“一五计划”工业发展模式的许多重要特征和内容在1957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解释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些学者试图利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将中共领导人分为不同的种类，以此来说明中国经济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③但是这些学者由于使用资料有限以及未能把握一些结构性和深层次的因素，所以他们的一些观点往往是建立在推测和猜想的基础之上，缺乏深入的探讨。
无论怎样看待1957年前后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异同，都必须先搞清楚这一点，即1953-1957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内容和中共领导人对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真实看法究竟如何。这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一个问题”、“两个事件”。“一个问题”是指“一五计划”时期中国仿效苏联建立起来的工业化和经济管理模式在此后阶段如何变化发展;“两个事件”则指“一五计划”和“大跃进”。从逻辑上来看，对“一五计划”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是苏联式的工业化和经济管理模式在中国的肇始和初步发展，而且还是“大跃进”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基础。冷战史专
从内容上来看，虽然《苏》书主要考察的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的苏联专家这个中苏经济交往方面的问题，但由于中国的“一五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模仿，而且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五计划”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苏》书也可以说是对“一五计划”的研究。作者本人也非常清楚苏联援助与中国“一五计划”的紧密联系，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并没有对此(苏联大规模对华经济援助)，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普遍低估了这一过程的历史意义。”为了方便论述，下面笔者将略去《苏》书其他方面的论述，主要探讨其中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相关的内容。
史学研究最重资料。与国内外众多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著作相比，《苏》书在史料运用上有所突破。《苏》书的作者发掘和使用了三种历史材料:苏联解密的原始档案、中国地方档案资料和作者等人进行的口述史采访材料。
以这些内容丰富的原始资料为基础，《苏》书采用了将高层宏观决策和各种政策的基层微观实施过程与效果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这一研究视角，特别是“对于出现在基层的那些现象、人物和事件的研究”非常重要。对基层现象的关注，不仅能使我们考察高层决策的具体实施效果，而且能通过展示决策实施过程中基层出现的问题以及向高层的信息反馈来说明高层决策发生变化的具体历史原因。
这种研究视角使得《苏》书的论证过程展示出一种历史的生动性:基层出现的问题———决策层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和相应的政策调整———政策调整在具体运作和实施中的效果和出现的问题———决策层的进一步调整。与此同时，这种论证方式在描述和分析问题时也能将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对各种历史的、结构的、个人的因素予以充分的考虑。
正是在这样的资料基础和研究视角下，《苏》书对“一五计划”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我们着眼于这样三个问题:从苏联专家支援中国“一五计划”的角度来看，“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是怎样进行的?“一五计划”中出现了哪些问题?中国领导人是怎样调整“一五计划”的?“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是怎样进行的?众所周知，“一五计划”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以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实际建设150项)为重点、以694项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为主要内容的。但是这些重点和限额以上项目是如何在苏联援助下被建设起来的，以及苏联援助在“一五计划”中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知之甚少。在这个问题上，《苏》书首先廓清了苏联“专家”与“顾问”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概念在名称、工作领域和工作性质方面的巨大差别。通过比较中国与东欧国家的情况，作者指出，来中国工作的主要是以传授先进技术、经验为主的苏联“专家”，而非以政治控制为主的“顾问”。通过详细的举证，《苏》书描述了苏联专家和顾问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例如建立各种苏联式经济管理制度、经济体制、传授先进工艺和技术、培养专业劳动力等，都扮演了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此之后，作者指出了不同时期苏联专家的工作重点和作用都有所不同:1949—1952年，苏联专家和顾问主要的工作是整顿企业、恢复生产，并在各个行业和企业内部推广苏联先进技术(包括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和在工业系统建立各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1953—1957年间，苏联专家和顾问主要是在计划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帮助中国建立起以重工业为龙头的整体工业经济体系，特别是一些大型重点工程和企业;1957—1960年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则集中在国防工业和高科技工业。作者的叙述和分析表明，中国的“一五计划”，甚至是整个50年代的工业发展，都十分依赖于以苏联专家技术援助为主要内容的苏联的经济援助。另外，《苏》书向我们具体反映了“一五计划”时间上的模糊性和内容上的多变性。①实际上，“一五计划”的一些重点项目在1953年以前就确定下来了，而相当多的项目在1955年之后有了重大修改和变动，还有许多项目在1957年之后才开始动工建设。可以讲，156项重点项目和694项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不仅仅是“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也是“二五计划”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对于人们理解中国1957年之后的工业政策，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的工业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与简单肯定“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和巨大成就有所不同，《苏》书揭示了“一五计划”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深刻问题。“一五计划”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单从苏联专家进行技术援助这个角度来看，其中一些问题是技术性的，例如中苏双方在聘请和派遣专家的具体工作中都存在着混乱。正如作者所言，这些问题是可以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得到改善的。但是，“一五计划”期间也出现了苏联专家提出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不被中国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的问题。作者首先考察了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态度和效果。书中列举的材料和论述使人相信，虽然在中共比较熟悉和在行的军事领域中，苏联专家和顾问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而生搬硬套导致出现一些问题，但是绝大多数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是非常热情、认真和严谨的，他们对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苏》书指出，对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影响最大的因素来自政治领域。“由于学习苏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受到上层的控制”，因此中苏之间的政治关系不仅决定了苏联对于派出专家的态度，也决定了中国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各种组织对待苏联专家和苏联式的管理制度、专业技术和经验的态度。从《苏》书中我们看到，当中共中央提出要“学习苏联”时，中国干部和群众迅速接受了“学习苏联”的宣传口号，甚至在许多方面对苏联干部产生了极度依赖的倾向并出现了各种教条。同样，随着中苏两国之间关系的降温，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以苏为鉴”和以发动群众运动来加速工业发展的方针，许多干部和群众受政治情绪的支配又对苏联专家采取了疏远的态度。在“大跃进”期间，有些地方和组织甚至试图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影响苏联专家的政治观点。这些无疑都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专家应有作用的发挥，并最后导致授人以把柄，使得赫鲁晓夫以此为借口撤走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苏》书还指出了各种历史的和民族心理的因素对苏联技术援助的影响。例如，在开始向苏联学习的时候，中共领导人就发现存在着两种抗拒心理:一是由于历史遗留的领土和主权问题所造成的许多民众对苏联的不信任;另一种则是由于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深受英美国家影响，这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蔑视来自苏联的技术和经验。虽然中国共产党政府发动的“学习苏联”的群众运动相当有效地改变了这一现象，但这种效果却又很快地被其他政治和群众运动所抵消，而“大跃进”中被发动起来的群众热情甚至直接演变成一种普遍的民族自大，使得许多群众对苏联的技术和经验表现出一种盲目的轻视。至于军事和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在长久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各种经验、心理和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都与苏联模式格格不入。
除此之外，《苏》书还指出了仿效苏联模式的“一五计划”在中国所遇到的客观障碍。作为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的农业国，中国进行“一五计划”这样规模巨大的工业化战略有着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
首先，经济和教育的落后使得中国不得不依赖于苏联大规模的技术援助，而为了偿付这种援助所承担的重负是中国难以长期忍受的。《苏》书通过统计发现，1951—1955年中国仅行政顾问和专家费(不包括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项开支就累计高达2·1亿多卢布，而中国向苏联的首次贷款总额才12亿卢布。有学者计算出，整个50年代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总额为17·2亿卢布的两笔贷款，这只能支付156项重点项目建设所需的各种设备和供应费用的31%，或者1950—1957年中国进口货物总量11%的款额。其次，中国自身在规划和管理能力、计划意识等方面的欠缺使得在聘请苏联专家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失误和浪费拖拉的现象。第三，中国的“一五计划”以及苏联“二十大”后的改革都证明了苏联式的工业化存在着巨大问题。实际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和中高级干部对这些问题都有相当敏锐的认识。正因为这些原因，毛泽东专门提出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来反思苏联模式，并得出不得不寻找新的工业化战略的结论。对这种结论的认同在中共领导人中相当普遍，不仅仅限于毛泽东一人。
有了以上对中国“一五计划”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尝试回答第三个问题，即中国领导人是怎样调整“一五计划”的?首先要强调的是，从苏联专家问题的角度来看，再加上上面谈到的“一五计划”自身的多变性和弹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在某些经济领域中的政策方针并没有大的变化。虽然苏联专家的人数在1957年前后有所变化，但是苏联专家的工作领域仍然相对地集中在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上面也谈到，“一五计划”直到1955年才被最终确定，其间和之后还有一些重大的修改，而且许多重点项目的建设延伸到1957年以后，这也证明除了更加强调群众的热情和主动性在工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之外，中共领导人对于某些部门———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重视程度在1957年前后并无大的变化。此外，根据《苏》的描述，虽然中共领导人提出要以苏为鉴，同时中苏关系逐渐走向恶化，但中共领导人仍然十分强调苏联技术援助的重要性，非常理智地尽量不让“大跃进”中的群众热情和中苏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分歧影响到苏联的技术援助。这些都反映出中共领导人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非常敏感，而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艰巨性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和自觉。
但是，《苏》书也展示了中共领导人的这种敏锐和自觉是如何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组织心理的深刻限制。虽然中共领导始终强调苏联专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但由于其在解放前的历史经验，中共领导人在进行调整时十分倚重群众运动和人民政治热情，并且逐渐丧失了对经济建设的漫长性和艰巨性的清醒认识，所以“以苏为鉴”、“大跃进”和群众运动在客观上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专家的工作。《苏》书关于中国共产党这种组织心理和社会动员手段上的特点的论证，证明和扩展了美国学者弗朗兹·舒尔曼的观点:长期革命斗争的经历使得中共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对各种社会组织的独特看法和观点，而中共领导人的这些看法又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在“一五计划”之后进行的政府行政体系和经济管理体系调整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书在上述三个问题上的论述加深了我们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发展史的理解:“一五计划”在时间和内容上有着非常大的弹性，而“一五计划”的建设可以说是困难重重，这既和当时中国薄弱的经济基础有关，也和一些历史的、心理的和政策的因素有关。面对“一五计划”中出现的问题，中共领导人虽然保持着高度的理性和谨慎，但因其自身的局限还是在调整中出现了一些失误。由此，可以重新审视学术界关于“大跃进”前后中共领导人工业化战略调整的争论。我们发现，至少某些重要经济部门的发展在“大跃进”前后并无大的变化，真正发生变化的是那些一度在“一五计划”中被中央政府所忽略的部门。同样，在具体的发展方式上，虽然政府比以前更强调群众的热情和主动性在小工业和轻工业中的作用，但在国防和高科技领域，来自苏联的先进科技、经验在1957年之后依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些无一不表明，即使是在大跃进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现代工业的发展还是有着比较理性和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被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所左右，其中中国共产党政府自身的历史经验、组织心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很难将之归结为一两个人的个人行为的结果。这就需要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要比以往更注重一些结构性、组织性、民众的、心理的、历史的因素的作用。
反过来，这些新的需要也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资料使用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这些更新、更高的要求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次上总结中国以往经济建设发展的经验。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2期
郭又新 姚 昱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510632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200062)
(责任编辑：王延庆)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