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3年至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效益最好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从制订到实施，陈云都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在全党都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情况下，陈云遵循实事求是精神，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解决在推行计划管理和公有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在当时具有创新意义的思想和政策。这些思想和政策不仅在当时对于消解经济波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所遗留的后遗症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陈云；紧张平衡；计划管理；市场机制
从新中国成立始，中国共产党就肩负起工业化和社会改造的艰巨任务，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就多种多样和尖锐复杂。陈云作为跨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国家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参与领导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在此期间，陈云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建设道路的许多认识和建议，不仅在当时对于胜利完成“一五”计划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就陈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若干经济问题的探索，谈一些粗浅看法，以请教方家。
一、“紧张平衡”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底线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一五”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加快工业化速度的问题。
实现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当这些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还面临着本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工业化任务。而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任务，与依靠外部资源和市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相比，更加艰巨。同时，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战争威胁，使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任务也更加迫切，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超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速度，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这是赶超战略形成的根本原因。
陈云对中国工业化任务的艰巨性这个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在1954年就说：“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①
陈云的上述认识，几乎与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相似。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也面临着上述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艰巨任务，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要求，都使得中国必然实行经济赶超战略。这个赶超战略的形成，以“一五”计划为标志，可以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种赶超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加上单一的公有制，因此在经济发展上就呈现出“投资饥渴症”和“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而短缺则成为常态。
在制订和实施“一五”计划期间，核心问题还是如何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毛泽东在1956年就已经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②
对于如何处理中国的工业化速度，或者具体地说经济建设规模和国家能力相适应、积累与消费相协调的问题，陈云很早就进行了思考，因为他是领导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计划从1951年开始酝酿，到1955年公布，先后编制过五次。这五次之中，除了第四次以外，都是由陈云主持的。”③在“一五”计划实施期间，陈云担任了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等职务。
陈云在领导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首先遇到了计划是否与实际相符合的难题，陈云提出了判断的标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④由于是否平衡是可以度量的，因此可以说陈云从供求关系出发，抓住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他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判断标准是行之有效的，至今仍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测量标准。
陈云不仅在宏观上注意把握计划平衡，而且细致入微地从项目上具体地控制地方和部门的“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各部门和地方为了加快自己的发展，都想多上项目，少交利税，使得投资越算越多，财政收入越算越少，结果国家整个投资规模就会超出实际积累能力。因此陈云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安排项目和预算。1954年2月20日，他在主持中央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小组会议时就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更不要把次要项目算进去，而把主要项目有意漏掉。如果财源真的不够，就要考虑哪些项目缩小，哪些项目延期。①5月3日，陈云在主持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时又指出：“中国还很穷，计划搞到现在这样的建设规模已经不得了了，不可能再增加建设投资。我们要避免冒险主义，当然，也要防止有钱不用的保守主义。”②
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估计将会很快，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恢复发展速度也证明了上述估计。因此在制订“一五”计划草案的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在制订草案时，曾将经济增长指标订得过高，后来经过1953年和1954年的实践和反复研究，经几次压缩，终于使经济增长指标比较符合实际，其中陈云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细致入微的计算，起了很大作用。例如1952年下半年关于“一五”计划的设想为：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20·4%；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五年基本建设投资505亿元。
而到1955年五年计划通过时，上述指标则最终确定为：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五年合计为427·4亿元。上述指标虽然仍比较紧张，但是可以完成和部分提前完成，使得“一五”计划成为改革开放前最好的五年计划。
在“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和缺乏经验，曾经出现过两次小的“冒进”，即陈云在1956年11月所说的“经济建设，一九五三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一九五三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③五年中出现两次突破综合平衡的“冒进”，引起陈云的高度重视，他在1956年10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时指出：“我国的建设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前三年的建设基本上按计划进行，今年规模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现在国内市场很紧张，人人都有意见。今后搞建设，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得到保证。”④陈云还认为，“看清楚商品供应紧张的原因很重要。这样就不会只在内部吵架，而不从整个财经工作上找原因。只在内部吵架，打破头也解决不了问题。”⑤这里所说的商品供应紧张，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陈云从整个经济体制和建设方针层次去寻找原因，从而提出了制约这个问题的“四大平衡”办法⑥。
1957年1月，陈云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有关综合平衡的经验教训，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平衡发展理论。陈云还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五条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制约方法：(1)财政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略有节余。(2)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3)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必须同消费品的可供量相适应。(4)基建规模与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5)重视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⑦
为了有效制约经济建设上的“冒进”，陈云甚至提出“保守”要比“冒进”危害小的观点：“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⑧据薄一波回忆，在1956年11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针对1956年的“冒进”，陈云提出：“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①
总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陈云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套有效制约“投资饥渴症”、“扩张冲动”和防止“资源约束型”经济波动的理论和办法。
二、宏观经济平衡是计划正确的标准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建立在经济还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因此从它在苏联诞生开始到50年代中期，在经济运行中，就始终存在着如何解决计划与实际相脱节和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问题。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的计划管理，始终存在着“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选择。中央在制订计划时，经常遇到上下因信息不对称，计划容易受到地方、部门和企业“扩张冲动”的干扰。陈云在思考和处理这些问题时，再次显示出他的“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对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一五”计划期间陈云关于宏观计划
管理与微观经济运行的把握在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与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是被社会主义国家毫不怀疑遵循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但是计划如何做到与实际相一致和克服微观经济激励不足的缺陷，则是计划经济长期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们知道，计划经济概念的提出，是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推导出的必然结果。因为在生产已经实现社会化的条件下，在消灭私有制以后，社会似乎只有按计划进行生产，才能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浪费。由于马克思的重点是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实质和发展趋势，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系统详细的论述，因此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只是提出了一些设想。例如马克思曾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②
苏联是创建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斯大林在1926年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③。到30年代，斯大林终于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设想的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制度变成现实。这也是后来中国学习的“计划经济模式”。
到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也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时候，计划经济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其根源一是理论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已经不能容纳的高度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大多数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即使是苏联，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不高。因此，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只能是依靠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业，或者出于不可知的因素，或者出于自己的利益，既难形成准确可靠、相对稳定的计划，也难完全按照计划执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国来说，占人口80%以上农民仍然是“靠天吃饭”，因此计划的难度尤其大，问题也特别突出。当时流传的调侃“一年计划，计划一年”就反映出制订计划的困难。
从“一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起，中国就开始明确宣布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1956年底，即“一五”计划的第四年，就提前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急剧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传统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如何有效实施计划管理，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优越性，是摆在当时经济工作主要领导者陈云面前的头等大事。对此，他通过对中国计划管理复杂性的认识和领导计划工作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云通过自己对问题的观察和工作实践，很注意将复杂的计划管理过程划分为两个层次分别对待。第一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层次，这是实现计划经济优越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关键。①第二是国民经济的微观运行，即各种经济成分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注意解决计划经济激励不足和管理太死的问题。1956年7月，陈云指出：“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②因此，在“一五”计划后期，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探索中，陈云基本上是从这两个方面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也就可以很好地理解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了。
(二)关于宏观经济必须实行计划“平衡”的思想和方法
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陈云首先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计划“平衡”只能是紧张的平衡。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就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
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③1956年11月，陈云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又提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我们的耕地只有这么些，但人口多，吃的、穿的都靠它。如果不搞建设，失业半失业照旧，社会购买力很低，商品供应当然一时可以不紧张，但不搞建设更不行。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而应是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④
如何使平衡紧张到不至于破裂的程度，陈云抓住了影响宏观经济健康运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关键所在，即前面所说的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问题。陈云认为，如果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信贷基本平衡，物资(商品)供应基本平衡，外汇收支基本平衡，就可以保证平衡不至于破裂。陈云提出的这些宏观经济运行的测量指标和调控手段，完全是他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仅符合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运行机制，而且对于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仍然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这也说明，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称其为计划管理也好、宏观调控也好，中央政府都需要担负起国家经济平衡和稳定发展的职责。至于所采取的手段，不论是“财政政策”为主，还是“货币政策”为主，都没有超出陈云在“一五”计划期间所总结的“四大平衡”思路。
三、微观经济运行不应排除市场机制
在“一五”计划期间，陈云还积极参与和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在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作出很大贡献。
由于陈云始终关注供求关系，对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矛盾最为了解，因此他在为工业化而积极推进计划管理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始终注意避免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管理影响微观经济运行的活力。这一点，在1955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期间及其以后更加突出，例如强调在公私合营后要发挥原私营工商业者的作用、厂店不要轻易合并或变动原来产供销关系等等。
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计划经济已经确立时，陈云更加注意和强调市场的作用，以及给予生产经营者自主权。1956年7月，陈云首先提出：“过去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商业工作上的许多措施和办法，都是根据这一政策而定的。”“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而是说要改变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那一套办法。”①1956年9月，陈云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了。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不但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目前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②
正是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陈云认识到并提出了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公有制企业弊病的办法，并提出在一些行业继续保留私营和个体经济及其经营方式。
1·调整公有制企业内部的经营关系。陈云根据实际情况指出：“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应该在一个时期以内，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改掉了。不能保持好的品种、好的质量的情况，在统购包销以后就发生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竞争，统统是国家收购的，结果大家愿意生产大路货，不愿意生产数量比较少和质量比较高的东西。公私合营以后，这种情况很可能进一步发展。”③为了解决公有制企业所存在的生产激励不足这个普遍问题，陈云建议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去。他指出：第一，除了大宗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布匹、油脂、食糖等商品外，其他一般商品工商企业之间可以采取选购或自销的方式。第二，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内部的上下之间、地区之间的业务往来，必须是自下而上的选购关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派购关系。第三，国境以内，任何地方都不得采取互相封锁的办法。不得阻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不得阻止当地商业机构向外地采购。应该允许全国任何地方的商品进入别的地方销售④。
2·继续允许部分个体经济存在。陈云从实际出发，认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需要个体经济作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这部分经济自然是根据市场需要而自发调节的。陈云在公私合营高潮时期就说：“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二万户，雇店员的不到一万户，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不用店员的。……这种小铺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对群众很方便。他们卖的方法也跟百货公司不同。百货公司的信封，是成扎卖的，他们一个也卖。百货公司的信纸是成本卖的，他们一张也卖。售货时间也不一样，百货公司但是八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他们是晚上十二点敲门也卖东西。”⑦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陈云不仅认识到而且宣传个体经济在一定领域内的优越性是超过公有制的，这既有利于破除不讲条件地宣传公有制优越性，也有利于解除人们对小生产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忧虑和戒心。
3·开放自由市场。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随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农村自由市场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压，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垄断了农村商业，自由市场一蹶不振。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农副产品短缺引发国家对农副产品实施统购统销，使农村自由市场商品急剧减少；二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推进，以个体和私营为主体的自由市场日渐式微。国营和供销合作社迅速占领农村市场和自由市场的急剧萎缩，带来了三个严重后果：一是供销合作社利用垄断地位，在购销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侵害了农民利益；二是农民的非种植业生产经营(主要指家庭副业和兼业)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农村商业流通受阻，给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困难。这种状况在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更加突出，农民怨言很多。陈云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市场管理办法限制了私商的采购和贩运。这些办法使农产品、农业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因此，当着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产品、农业副产品没有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的时候，这些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就会减产。”①
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6月30日，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后因取消市场调节引发的问题和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陈云提出应改变过去因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对市场管理过严的办法，应允许农村自由市场的存在，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中共中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从7月份起，在各地陆续恢复一些自由市场。陈云不仅主张有管理地开放农村自由市场，还主张允许农民自销统购以外的农副产品：“凡是农民自产的东西，应该让农民买卖，可以在当地卖，也可以远销。”②9月20日，陈云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进一步阐释了自由市场的社会主义性质，以打消部分人的疑虑：“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③
总之，陈云通过领导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不少改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和办法，这些不仅对于当时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制度平稳转型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是按照今天人们的认识高度来要求他，而是应该看他的思想和行为对那个时代提供了什么贡献。同样，评价“一五”计划制订和实施过程中陈云的作用，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下。从这个标准看，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的陈云，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家和实践者，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政策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
(本文作者 江西财经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教授 南昌 330013)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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