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打开中国大门的创举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一直是冷战的世界格局中的一对冤家。美国视中国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坚，中国把美国看作资本主义阵营的龙头，双方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是尖锐对立的。到六十年代，尽管美国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要求改善中美关系的呼声，公众舆论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政府层面，似乎还看不到改观的希望。可以说，仅从两国关系来看，中美之间的长期对立还没有到非结束不可的时候，如果不是两国领导人抓住机遇，排除困难，共同做出了积极努力，中美关系的改善很可能还会再拖上数年。
为了发展对华关系，尼克松政府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其一，以秘密外交渠道替代公开政策声明为主导的做法，保障了尼克松总统成功访华，实现了首脑会谈，打破了坚冰。这一做法卓有成效，但也备受争议。尼克松对外交事务有浓厚兴趣，而且，他相信外交政策是总统唯一可以施展抱负的领域。 因此，他希望使白宫而不是国务院成为外交决策的中心，亨利•基辛格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并成为尼克松在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在1969年1月当尼克松刚刚入主白宫后不久，他就指示进行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8月，基辛格邀请了前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艾伦•S•怀廷， 到白宫介绍有关中苏边界冲突的情况，基辛格的研究小组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但在没有建立起与中国的直接接触与对话的情况下，很难有实际的政策进展，于是，开辟沟通渠道的工作就成为尼克松政府紧迫的任务。
最初，尼克松政府也希望利用华沙会谈的公开途径寻找机会。1955年8月，中美两国政府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的会谈，后来会谈地址移到了华沙，并成为之后十多年里两国唯一的官方沟通渠道。双方谈谈停停，除了少数问题外，几乎毫无进展，这种情况直到尼克松时期也没有改变。但尼克松政府还是希望在华沙与中方建立直接联系，但是，华沙会谈由美国国务院直接领导，这就意味着所有谈判都是公开的，规范的和不灵活的。对此，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心这样的做法会将他们的意图断送在萌芽之中，于是，决定开辟其他的途径，从而建立了法国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和巴基斯坦渠道，传达了双方和解的意愿，最终实现了尼克松总统的成功访华，实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直接会谈，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尼克松政府的秘密外交，避免了政策出台之前在政府内外引起大争论，影响谈判的进程，也避免了因国会与政府间的相互制约，使这个过程缓慢复杂，还给尼克松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可以说，如果不是采取秘密外交的手段，而是常规性的谈判，实现这一历史性突破的难度会更大，耗时会更久，其结果则难以预料。然而，尼克松的这一做法也引起了国会和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尼克松的秘密外交，行使了帝王般的特权，有违美国政治的民主传统和公开原则，而予以抨击，这使得尼克松与国会的关系变得紧张，并在后来的水门事件中吃了苦头。
其二，《上海公报》以非正式表述双方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形式，树立了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公报模式” 。《上海公报》是尼克松访华的实际成果，它虽然没有解决中美关系的所有问题，却为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构筑了基本框架，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起到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作用。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道德观念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彼此之间因长期的隔绝和对立而形成的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弥合，因此，求同存异是最好的选择。对美国来说，“公报模式”的好处在于既能够表述自己的观点和双方原则上的共识，又不需要经过烦琐冗长的国内讨论，得到立法机构的审批；既能达到外交政策阶段性的目的，又因其没有法律约束而十分灵活。这种做法为后来的各届政府所沿用，作为《上海公报》的延续和补充，1979年的中美 《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 一七公报》，与《上海公报》一样，都是在申明双方达成一致同意的方面的同时，保留阐述各自立场和观点的空间，成为既有妥协，又有原则；既有分歧，又不妨碍两国全面关系发展的外交模式，三大公报也成为中美关系最基本的原则性文件和中美关系前进的阶段性标志。
其三，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一方面表示，为了保证他访华的成功，使中美关系有一个良好的起点，他不能做出重大让步，但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几点原则：一是将逐步并最终撤走美国在台武装；二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三是不允许日本军事势力于美军在台期间进入台湾，同时，他也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尼克松最大的贡献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明确了实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尼克松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无论是来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能够脱离这个基本框架。尽管后来的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尼克松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政府达成的这些原则，始终是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石。
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揭开了中美关系新的篇章，是划时代的成就。当然，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非是他呼风唤雨的杰作，而是他顺应时代潮流，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也是中国政府响应和协作的结果。如美国学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所说，在七十年代，鉴于中苏关系的继续恶化，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困境，中美之间实现和解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贡献在于，他们与中国领导人一起，共同努力，加快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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