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尼克松对华政策的局限性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南希•B•塔克在她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认为，长期以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总是与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危机相关联” ，换句话说，美国从未“从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 这就意味着这之前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是附带着许多条件的，而这种局面也是从尼克松政府开始的。
尼克松时期的中美关系是处于美、越、苏、中四国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的，而美国周旋其中，获取了最大利益，但有些事情也并非完全如其所愿，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就双边关系达成的一些共识，确定了中美关系发展中彼此遵循的某些原则，但他的政策也给后来的中美关系留下了一些遗憾和隐患。
第一、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以来，美国利用中苏分歧努力的继续，他们的目的都是分化共产主义阵营，瓦解社会主义政权，但他们的侧重点不同。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是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又希望与苏联合作，围堵中国，如力图达成核武器禁试条约，以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甚至企图拉拢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扼杀中国萌芽状态的核能力。而尼克松政府则一方面利用中国对苏联大兵压境威胁的忧虑，希望借助与中国和解，重新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又利用苏联对美、中联合的担心，对苏联施加压力，促使美国在与苏联的缓和中，取得有利地位。因此，在尼克松时期的美、中、苏的三角关系中，美国总是试图尽力拉拢一方，向另一方施压，从双方都得到好处。但与此同时，美国始终视美苏关系高于美中关系，因而每当美苏关系有所改善或进展时，美中关系就出现停滞或倒退，这种情况不仅在尼克松时期比比皆是，而且在后来的中美关系中也是如此。
第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以实现零的突破为要务，但其根本动机并非出于两国关系的迫切性，而是美苏关系和美越关系的推动。美国在六十年代陷于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蔓延，阻止中国影响的扩展。可是，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发现，苏联的扩张性和野心远比中国要大得多，当美国不得不撤出亚洲时，苏联必定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而且已经在做着努力，这对美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当美国面临外交上的两大难题：日益增长的苏联战略优势和日益艰难的越南战争时，尼克松政府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可行的应对措施，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而建立与中国的正常关系就是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美国可以用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砝码，逼苏联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另一方面，美国希望借助中国，在它撤出越南之后，保留一定影响，而不至于将它拱手让给苏联。
第三、中美和解对于七十年代的中越关系产生影响。中国和越南一直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中国对越南的抗法、抗美战争给予了无私的大力支持。可是，自六十年代末起，随着苏联向越南提供更多的援助，苏、越关系日益升温，中越之间的矛盾突显出来，但这时中越之间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在与美国和解的过程中，中国的立场是鲜明的，即支持美国撤出越南，鼓励越南与美国谈判，但声明恪守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承诺。然而，尼克松访华以后，越南对中国的误解加深，对苏联的依赖加重，中越关系无可挽回地下滑。
对于印度支那的前途和地区安全的问题，美国的本意是希望中国作为越南长期友好的伙伴、坚定的大后方和坚强的支持者，能对越战后的地区形势施加影响，而中美和解的实现，使美国有可能间接地保有一定影响，以抵消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张，然而，事实上，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加深了中越之间的矛盾，两国关系日益走下坡路，反而使苏、越关系进一步密切，美、中的影响减少，甚至导致中越在七十年代末反目成仇，干戈相见。
第四、尼克松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留下尾巴和麻烦。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尼克松政府总是设法在谋求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和竭力保持台湾现状之间保持平衡。事实上，尼克松政府也“成功”地做到了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又保持了台湾的既成状态。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尼克松政府“创立”了一个行为模式，就是每当向中国做出任何“妥协”或“让步”时，就会向台湾当局进行“补偿” ，以保持所谓的平衡。他的这些做法一方面是他本人长期以来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淀，另一方面，也是迎合美国政治现实的需要。
美国的全球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始终是尼克松政府谋求与中国和解的基本动因，但迎接时代挑战，建立名垂青史的业绩，也是尼克松的动机之一。他相信在中美之间敌对22年之后，没有什么比得上使中国重新建立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更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了。打破隔阂，实现和解，体现出尼克松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和对世界格局的深刻认识，对华政策也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为他在遭受水门事件而下台后，在晚年重返美国政治生活圈子，埋下了伏笔。
从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中美两国在各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两国关系的发展一直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行进。七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共同愿望，因而双方能够搁置分歧，着眼大局，使中美关系不断前进。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曾经存在的某些共同点消失了，居于次要地位的一些问题上升为主要问题，两国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但是，只要两国政府从世界和平与人民幸福的大局出发，发挥各自的巨大潜力，加强沟通与理解，就能发现对双方都有利的新的共同点，那就是，发展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历史的必然。
原文发表于《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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