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东北亚历史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冷战时期也不例外。事实上，可以认为这种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从同是兄弟党专政到互相威胁的双边关系的巨大变化象征着冷战中权力平衡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外，这个巨大的寒流造成了“两个阵营”到世界地缘政治中多极(至少是三极)分析的根本性转变。
在80年代末，随着苏联改革的出现，有些人非常谨慎地看待60年代初的中苏争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同一性比其差异性更具有生命力。但是，1969年3月上半月发生在达曼斯基(珍宝)岛边防部队之间的武装冲突最终向大多数讨论者证明，中苏之间的对立是名副其实的。 无论是中国同志把领土争议看得过于严重，还是这一争端根本没有受到苏联的重视，军队的集结和边境的紧张改变了居住在俄中边境地区数百万人的日常感受。本文将描述一些这方面的变化，然后提出一些不同于中央的地方看法，从而向研究冷战史的历史学家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到80年代，苏联“失去中国”经历了几个阶段。由于北京的转变不断地使莫斯科感到惊讶，苏共中央决意加强对中国的研究。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文件表明了这方面的积极活动。虽然新成立的远东研究所实行行政上的集中制，这在组织方面是一个突出的新现象，但还是可以注意到其地方主义的苗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俄中边境成为敌对邻国在地理上的缓冲一样，俄国的汉学(及中国的苏联学)成为苏联对外政策制定时感情上的缓冲。进行对比观察还可以令人感兴趣地注意到，与苏联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失去中国”却导致了起诉、责备，以及研究中国的机构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严重分裂。
那么，1969年3月2日早晨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和俄国的士兵都在据哈巴罗夫斯克以南约110英里的乌苏里江的一个岛上。这个岛像数百个其他的岛一样，位于主航道中国一侧，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宣布，按照国际惯例这个地理上的“珍宝”应该属于中国。 然而，俄国人的理解则根据19世纪边界条约的地图。为了支持他们的要求，中国军队和平民几年来非常频繁地登上这些岛屿，而苏联边防士兵可能是接到了命令，避免发生对抗和冲突。 虽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彻底恶化，但是直到武装冲突爆发以前言词上的攻击并没有加强，从而使人想到中央、省和军事当局已经决定使紧张状态逐步升级。珍宝岛事件本来可以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尽管事后双方都提出了敌人预谋的证据。
然而，看来十分清楚，重要的是中国人热衷于纠缠领土问题，而不管是出于经济方面还是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尽管1950年2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要求“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1951年中苏关于边境河流航行协议中的言词已经暗示出在准确划定边界线方面的分歧。在中苏和睦相处时期，双方的声明中允许两国在主航道上航行，而没有要求确定领土主权。中国人还说，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以及1957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已经提出了领土问题。因为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作为这两次访问的结果，宣言和声明都没有提到这件事。1960年中国政府的试探似乎也没有引起苏联的注意和热情。 于是，苏联拒绝讨论中国人不断提出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是加深了中苏之间的分歧。几年之内，随着对莫斯科的一项更加公开和放肆进行挑衅的总政策，中国似乎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全面”解决边界争端。1963年9月，一项苏联声明谴责中国“有计划地侵犯苏联边界。仅仅1960年一年，中国方面就有5000次以上侵犯苏联边界的记录。并正在试图未经许可而‘开发’某些苏联的领土”。据说，1963—1964年有4000次侵犯，有10万“中国平民和军人”卷入。 尽管这些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很清楚的是苏联边防军没有接到正式命令，可以用武力对付未经许可的越境。
对于日常边界摩擦的忧虑导致了1964年2月25日北京谈判的开始。在中国谴责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7月25日)以及赫鲁晓夫的在世界范围内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的建议(1963年12月31日)之后，谈判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虽然在1964年8月22日会谈中断之前没有达成实质性结果，但这次会谈还是搞清了双方迫切要求得到的东西以及他们之间的鸿沟。假如中国人放弃进一步的要求，俄国人准备在特定的基础上放弃一些领土。而另一方面，中国人要在北京条约(1860年)和瑗珲条约(1858年)的基础上解决争端，同时坚持要俄国人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俄国人担心这样会为进一步的和更广泛的要求打开大门。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