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超级大国的争夺是冷战时期公认的国际政治主题，向来也是冷战史学研究的中心。可是实际上“冷战时期”的历史比“冷战”要丰富得多。本文试以一种“本末倒置”的眼光来研究冷战时期的历史，即不以冷战为聚焦点，而把超级大国的对抗看作其它历史进程的外部和“边缘”的条件。具体说，通过探讨冷战初期的“蒙古问题”，本文意图不在说明中国的边疆事务对于冷战如何重要，而是试图揭示美国从冷战出发的对华政策如何成为中国解决民族边疆问题的一种条件。
中国古代传统政略的要旨之一是注重“夷夏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1]清代满族统治者以满、蒙、汉、藏、回五部相互制约为立国的基础，依然重在各部人民的隔绝，用血缘、文化关系确定内外亲疏。这种情况到了民族主义在亚洲崛
起的二十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中华民族”从代表单一汉族的族称演进为包容多民族的政治概念，成为坚持中国统一的主导观念，同时中国边缘地区的各非汉族也形成自身的现代民族观，并追求用文化或政治方式加以实现。这时传统的模糊的“内外亲疏”观念早已不适用于中国的国家事务，取而代之的是用法律明确界定的“内政”“外交”范畴。于是，在中国从一个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形的过程中，和中国“主权”“领土”息息相关的民族冲突难以避免，核心问题往往涉及某个边疆民族的“内向”或“分离”，解决过程常有国际势力卷入。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延续几十年的蒙古问题便是一例。
从冷战的观点来看，二十世纪中期的蒙古问题不过是细微末节。但是对中国和蒙古民族来说，这一问题却至关重要。当时，蒙古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意味着与外蒙古关系的正式“外交化”和内蒙古继续的“内政化”。对蒙古民族这则意味着同一民族被一道国界一分为二。从1921年到1945年外蒙古演变成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和苏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早已为人熟知。但是如果以为1945年8月的中苏条约和10月在外蒙举行的全民投票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蒙古问题，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这些从法律上确定外蒙地位的事件恰恰加剧了中国境内的蒙古问题。战后，一些内蒙人士受到外蒙分离成功的鼓励，并利用苏蒙联军占领华北、东北一些地区所造成的便利条件，开始积极争取内蒙与外蒙的合并或内蒙在中国境内的高度自治。由此而起的斗争牵涉到党派斗争、民族矛盾、国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在中国国内，当时正在进行殊死斗争的国共两党对内蒙民族的自治要求有不同的理解和对策，但在维护中国对内蒙主权这一点上，国共并无二致。在国际上，苏联的战后外交政策继续维持传统的缓冲战略，在苏联东部边界满足于巩固外蒙的卫星国地位，而对外蒙政府的泛蒙古倾向则加以约束。这样，美国作为在战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势力之一，自然被内蒙一些自治派别看成是最有可能援助它们的国际力量。但是本文对美国“内蒙古外交”的研究表明，冷战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对当时在内蒙出现的自治和分离运动并没有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消极意义上讲，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抑制战后内蒙古对中国离心的国际条件之一。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