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77-1991年，邓小平作为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达成中美八一七公报、北京政治风波时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实施联合制裁这三个关键时刻，为发展中美关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邓小平始终站在战略的高度，从世界大局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出发看待中美关系；始终牢牢把握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坚持原则，捍卫中国的尊严和国格；十分强调把握时机，在关键时刻果断拍板，做出重要决定；娴熟地掌握谈判艺术，善于应对形势，做出必要的妥协，创造双赢的局面。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财富。
〔关键词〕 邓小平； 1977-1991年；中美关系
邓小平在本文所述的年代内，作为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有最强的原则性，在事关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同时又有最大的灵活性，使中美关系一次次跨越障碍，向前发展。本文选取1977-1991年中美关系中的三个关键时刻略作分析。
一、果断拍板，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从尼克松1972年访华到1978年底两国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经过了近7年时间，这是国际国内的种种因素影响所致。①及至1978年，中国拨乱反正的工作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实行改革开放的条件渐臻成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迫切性也越来越显现出来。
在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设想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显然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在1978年2月与挪威外交大臣的谈话是很说明问题的。他说：“现在，美国还没有把中国摆在它的议事日程上……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1〕这里提到的“超级大国”显然是指苏联。可见，无论从政治、经济上来讲，中国都需要中美关系正常化。故此，邓小平在1977、1978年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78年1月4日，他接见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时说：“我们希望两国正常化的进程越快越好，如果这个问题很快解决，我相信两国人民都会高兴。归根到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来解决。”2月16日，他在会见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又说：“中美关系如果早一点正常化，中美贸易发展的速度可能快得多。美国现政府没有把中美关系正常化摆上日程。”〔2〕他还表示，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他愿第一个到华盛顿去，显示了他对改善两国关系的迫切心情和热情。
卡特1977年当政以后，继续推行与苏联缓和的政策，没有“把中美关系正常化摆上日程”。但苏联仍不遗余力地在第三世界进行扩张，以至布热津斯基在1978年头几个月给总统的一些报告中指出，“美国的战略态势在恶化”。1978年3月及5月，卡特在两次讲演中发出了对苏强硬政策的信号。〔3〕美苏缓和的挫折使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势头大大加强。
早在1977年11月初，中国政府就向布热津斯基发出了访华邀请。但直到1978年3月中旬，卡特才决定让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布热津斯基一行于5月20日到达北京。5月21日，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举行了小范围的会见。布热津斯基一再表示，“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建议双方从6月开始进行决定保密的谈判。邓小平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4〕并且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但是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5〕布热津斯基的访问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入了实施阶段。双方领导人坦率地就全球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并取得诸多共识，两国领导人之间初步建立起了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这对于双方在一些棘手问题上求得互相谅解，达成妥协方案是尤其重要的。在实现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上，美国接受中国的“断交、撤军、废约”三项条件的同时也提出了三项条件：第一，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会在国会引起争议，因此卡特政府决定，采用“终止”条约的办法，即在正常化后该条约还将有效一年，然后终止；第二，美国在正常化时将发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单方面声明，中国方面不予驳斥；第三，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6〕这三个问题就成了正常化谈判中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布热津斯基访华回国后，中美之间有三个渠道在进行接触：第一，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黄华之间的谈判。但从7月到9月中旬，基本上还是各说各的，没有接触到建交中的实质问题。这也许是美国方面故意拖延谈判，因为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是不可能采取行动的。第二，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及新主任柴泽民经常会见，主要是交换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对苏联的看法。第三，中国驻美联络处还与国务院有着正常外交往来。而在正常化谈判的最后关头，邓小平更是从后台走到前台，亲自进行谈判，处理这三个关于台湾的棘手问题。
谈判到了最后关头， 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伍德科克和他新到的副手芮效俭举行会谈。伍德科克向邓小平呈上美方修改后的公报稿，并告知邓，为了避免国会中的争议，美国准备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十条，在条约到期前一年通知对方终止条约。邓小平指出：美台条约既然是一年后终止，那么一年之内是否仍然有效呢?并提出：在终止期以前的一年里，美国不应该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希望伍德科克先生能够理解对台军售问题是何等重要。他强调：对台出售武器会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9〕这样，在关于美台条约问题上双方达成妥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障碍，中方同意条约“终止”，美方同意在1979年不向台湾出售武器。
要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问题，实际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美国方面的一再要求，并一直遭到中方拒绝。邓小平在谈判中、在建交前后的多个场合，反复阐明了中方的立场。他在11月2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指出，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建交后的1979年1月5日，他在会见27名美国记者并接受采访时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时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的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①最棘手的问题是关于售台武器。布热津斯基在看了伍德科克关于12月13日与邓小平的谈判汇报后感到，中美双方之间存在误解。美国答应的是在1979年内美国不与台湾作新的军售交易，但1979年以后，美国仍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中国领导人要求的是美国从此终止对台军售。12月14日(华盛顿时间)，柴泽民去白宫会见布热津斯基，讨论正常化后两国的互访安排。柴泽民说，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尤其是美国同意终止对台军售。布热津斯基反驳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在1979年这一年中美国不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此后，美国将恢复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柴泽民不胜诧异，原来在这个最敏感的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并没有取得一致。会见柴泽民后，布热津斯基立即致电伍德科克询问，中方是否了解，在1979年之后，美国将恢复对台湾出售武器。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报告说，他们阅读了所有的谈判记录，关于这一点曾“含蓄”提到。
布热津斯基即刻致电伍德科克，要他紧急求见邓小平，向他说明此事。这时，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12月15日下午4时，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再次会谈。这可真是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双方都坚持己见，那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两国关系的历史就会根本不同。自然，如果不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也会留下一个很大的后患。这时，邓小平果断拍板，两国先建交，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建交以后接着谈。邓小平说，他保留在建交以后继续讨论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权利。伍德科克表示他将立即向华盛顿如实汇报。〔10〕
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11〕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随后，华国锋在人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到“是否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用于防务目的的军事设备”时，华国锋说：“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我们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还是达成了公报。”〔12〕
二、坚持斗争，达成八一七公报
卡特政府遵照建交谈判中的承诺，在1979年没有与台湾进行新的武器交易。但到1980年，新的军售交易就又开始了。在台湾提出的求购武器清单中包括了高性能的FX系列战斗机。①
1980年11月，里根在大选中获胜。里根是共和党的保守派，十分亲台，他在竞选中曾发表了许多有损中美关系的言论。但中国领导人知道，竞选中的言论未必就是他们实际的政策。在里根待任时，
邓小平的一番“心里话”显然给黑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国以后即着手制订一项表明台湾不需要FX战斗机的决策：他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一项各部门的联合分析，以得出台湾不需要FX战斗机的结论，同时继续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向台湾出售武器。他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可供选购的武器清单。〔18〕但美国支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力量仍然强大。6月下旬、7月上旬，数十位亲台国会议员，如高华德、麦克卢尔、赫尔姆斯等致函里根，敦促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19〕所有这些，都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8月下旬，前总统卡特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在会见卡特时，强调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表示“真诚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停滞，要继续发展下去”。卡特在访问结束时表示中国领导人给了他一个清晰的信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20〕
在赵紫阳赴坎昆之前，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与里根的会谈。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我们处理荷兰问题，就是给美国的警告。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霸权主义。因此，在同里根会谈时可以说，我们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美关系的，双方都不要玩打牌游戏。〔23〕10月23日，在里根离开坎昆后，黄华外长与黑格继续进行会谈。黄华正式提出，中美两国立即开始就美国截止武器售台的具体日期进行谈判。如果美国拒绝，那中美关系只好降格，中国政府将从美国召回大使。美方表示愿意继续与中方进行会谈，在此期间美方将谨慎行事。
中美双方于8月15日达成了协议，并定于17日发布公报。公报共九条。在第五条中，美国重申了“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报的核心内容是第六条：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28〕在公报正式公布前，邓小平接见恒安石，就公报中的一些规定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请恒安石向里根转达：
一、中美八·一七公报已达成正式协议，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一段时间”的含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也只能是停止最终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
二、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在公报中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做出什么承诺，当然也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希望双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误解。
三、中方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同美方一起努力。但无可讳言，在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订的、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即便未被修改，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也有很大的机动权限，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
邓小平还说，逐步减少当然不是一年减少一美元。①《八·一七公报》使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时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沉着坚定，应对急风暴雨
1989年春夏，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处理政治风波的方式做出强烈反应，实施联合制裁。但布什总统由于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在对中国实行制裁的同时，又抵制了国会和一些利益集团的压力，没有从中国召回大使，保持了对华最惠国待遇。而邓小平则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为了获得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并与中国领导人保持接触，
信一开头他就说，他是怀着对邓小平的“极大的尊敬”，“以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laopengyou的身份来写这封信的”。他希望邓小平“帮助维持这种我们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并询问，中方是否同意接受华盛顿的秘密使者。②6月23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亲自把信送到中国大使馆，交到韩叙大使手里。不到24小时，韩叙即回复美方，中方同意接待密使。布什当即决定派斯考克罗夫特访华。
斯考克罗夫特说，中国最近的行动也许是中国的内政，但中国要考虑它对美国和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说，那我们就要看看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中国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将来的行动能解开这个铃，不要火上加油。斯考克罗夫特说，布什总统与美国人民对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态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他同时对必须维持美中两国关系深信不疑。他希望这样来处理事件：过一段时间两国就能有健康的关系。〔30〕
这次秘密出使是中美关系处于困难时刻的一次沟通，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次出使是不可能产生戏剧性效果的。7月2日下午，美国特使乘坐飞机离京返国。斯考克罗夫特一回到美国，立即前往布什在缅因州的别墅汇报情况。7月21日，布什再次致函邓小平。作为对邓小平称布什为朋友的回答，他称邓小平为朋友。他在信中表示理解中国对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想法。他还表示，在最近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上，他和日本首相一起缓和了对中国的批评。他表示他个人致力于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希望中国和美国一起来解开这个铃，恢复中美关系。③
布什致邓小平的信和斯考克罗夫特的访问表明，即使在双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两国领导人仍然在努力制止中美关系的进一步下滑。8月11日，邓小平复信布什，指出：“我说过‘解铃’、‘系铃’的话，意思是，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31〕
9月间，邓小平两次会见外宾，阐明他对中国和国际问题的看法。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32〕19日，他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和由他率领的访华团，批评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处理政治风波的指责，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已经行不通了，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是根据一些谎言和歪曲了的事实做出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中国不能接受的。〔33〕
1989年下半年，中美双方在继续做出努力，制止中美关系的滑坡。
尼克松回国后，向布什总统作了汇报，也向国会两党领袖提出一份报告。布什认为，这次访问对使中美关系回到更加正常化的方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至少帮助了我思考问题”。〔35〕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基辛格又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了中国。刚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说：“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他还请基辛格转告布什，美国应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的时间正式访美。11月17日，他在会见前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时又一次表示：“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36〕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尼克松、基辛格、伍德科克等带回来的信息，布什打算再派特使访华。12月9日至10日，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再次访问北京。这次访问是公开的。12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一行时，表达了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看法和迅速恢复两国关系的期待，强调了中国稳定和中美关系对世界形势的重要性。他还重申，“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的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最后，他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37〕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布什总统对邓小平的问候，并对邓小平在星期天抽时间会见客人表示感谢。这样，即使在最严峻的1989年下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一直保持着交流的渠道畅通。
邓小平还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来打破西方的制裁。他敏锐地察觉到，在制裁问题上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态度有区别，就着重做日本的工作。1989年9月19日，他会见上述伊东正义率领的日本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时，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性。12月1日，他又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对他们顶住压力来中国访问表示赞赏。邓小平和中国政府的工作很快取得可喜的成果。1989年12月5日，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50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的协议。三天后，日本又邀请邹家华国务委员访问日本，从而突破了西方对中国联合制裁的防线。①
邓小平不仅在思考恢复中美关系，而且在勾画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在斯考克罗夫特一行12月来华访问时，他提出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之间达成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38〕1991年秋，邓小平更提出了对美政策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②在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复杂情况下，这一方针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刊于《社会科学研究》2005.5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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