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华沙会谈对中美双方处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影响和作用。会谈虽然有利于中美决策者了解对方的意图，但会谈使双方的分歧更加尖锐；中国通过华沙会谈调整和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而美国则更加明确了沿海岛屿的政策。
1958年8月23日中国炮击金门后，9月15日，中断了近二十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对于大使级会谈与中美处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学术研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以肯尼斯·扬(KennethT.Yang)对会谈的经典研究为代表，认为1958年9月至11月的10次会谈证明12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值得的，华沙会谈在控制和缓和危机方面起到了有益的作用。[1](p14)[2](p93)[3](p181~184)而以直接参加大使级会谈的雅各布·比姆(JacobBeam)的看法为代表，强调在危机期间会谈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实际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建议。[4](p119)[5](p226~227)通过系统研读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对中国而言，在“大跃进”的国内政治背景和“革命外交”的政策指导下，中美大使级会谈成为中共中央决策者特别是毛泽东炮击金门决策中的“文戏”，其最初的目的在于通过谈判摸清美国的“底牌”，配合炮击的“武戏”，使国民党主动撤出沿海岛屿，以此不仅鼓舞全国人民进行“大跃进”的劲头，而且可以向苏联表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迫使美国人让步，而非简单的“和平共处”。但是，当毛泽东认为由于中方谈判代表在第一次谈判中的错误举动而过早暴露中国的“底牌”时，他便调整了中国的谈判政策，大使级会谈成为中国揭露美国“侵略”、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讲坛。美国决策者特别是杜勒斯虽然对华沙会谈不抱任何希望，但他也无疑希望会谈可以达成事实上的“停火”，从而缓和危机。由于中国谈判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护航取得的成功，杜勒斯便利用谈判作为应付国内舆论以及美国和国民党方面的不利反应的工具。会谈虽然有利于中美决策者了解对方的意图，但在会谈中所暴露的双方的分歧更加尖锐化。中国通过华沙会谈调整和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而美国则更加明确了沿海岛屿的政策。
一 炮击金门、大使级会谈的恢复和中美对华沙会谈的政策立场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在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后恢复的。要认识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中共中央处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决策中的作用，就有必要了解导致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决策动因。对此，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同时，中美双方通过谈判来处理两国之间重大问题的经验，对大使级会谈的恢复也起着直接的作用。通过朝鲜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认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②，但通过日内瓦会议，中共中央领导人也认识到，在同西方国家进行外交谈判时，“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这个总方针……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③。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看到，在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上，必须同美国谈判解决。毛泽东在1955年5月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强调：“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时间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④因此，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二十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你一定会承认的。”⑤
美国对同中国进行谈判的看法是悲观的。在他们看来，“同俄国人的谈判无论多么艰难，双方通常都认为谈判有具体目标，因而有达成协议的某种可能……同中国人谈判却不是这样，他们保持自己的信念的、一成不变的立场，根本不容谈判。他们即使有的话也难得改变这些立场，让它们维持到过时为止，这时他们才代之以同样不容谈判的其他主张”[4](p111)。中美在1957年暂停大使级会谈后，杜勒斯对会谈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当1958年1月中国似乎可能会释放美国战俘时，杜勒斯担心的是，如果美国回到华沙，惟一还要商谈的就会是“共产党坚持要谈的那些问题”。杜勒斯还指出，约翰逊调职是“一个不再谈判的好机会，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个机会，就可能陷入麻烦”。
可见，杜勒斯对把谈判看成是解决除战俘以外的中美关系问题的途径已不感兴趣，因为“麻烦”将来自“国外和国外的政治压力”。但毫无疑问的是，杜勒斯认为，谈判是比利用联合国更好的办法，可以把北京拖在谈判桌上。[5](p220~221)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与此同时，王炳南也奉命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前一阶段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听取了他的汇报。
在毛泽东看来：“我们现在一手打炮，一手谈判，一武一文……谈判是外交侦察，摸清底细。两手比一手好，保持谈判渠道是必要的。”他在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准备恢复中美会谈，以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有武戏又有文戏”。[6](p79~80)毛泽东在9月6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还明确指出：“现在的好处就是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它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它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下地，它每天紧张，它不晓得我们要怎么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①中共中央在9月6日发表的《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大使级会谈的政策立场，其中强调：“鉴于美国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争端，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对此，毛泽东在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7](p2711)
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谈判“摸清美国的底牌”，同时包含了在谈判中力图说服美国劝说国民党撤出沿海岛屿的政策意图，并由此制定了谈判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首先解决美国从台湾撤军的问题，反对美国的停火建议，并确定“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9月17日，周恩来致电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提出中美会谈的政策建议。周恩来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先以针锋相对的策略压倒对方，才有可能接触到具体问题。估计美方在第二次会议上仍会在停火问题上与我方继续纠缠，以配合美方在联合国大会中的行动。目前杜勒斯急于表示美国并不要战争，想以此动员他的追随者提议在联合国大会讨论台湾海峡紧张局势问题，要求有关方面首先停火。为针对这一极大可能，我方拟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和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反建议，并说明这是解除对和平威胁的迫切前提。关于停火和撤军的斗争，估计会进行几个回合，在三四次会议后，可以看出美方究竟有无意思要蒋军从沿海岛屿撤走，同时联大是否要讨论台湾海峡局势问题也可判明，到时看情况再考虑我方提案是否公布。”[8](p462~463)[9](p171)
中共中央对中方在谈判中的策略也做出了具体的指示。毛泽东在王炳南返回华沙前还专门接见了他，指出在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毛泽东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周恩来在9月9日致函王炳南指出：“在第一次会谈中，如果美方急于要表示自己的意见，可让他先说；照杜勒斯今天见记者的谈话，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方案，而将其中过分荒谬之点予以评论，其他则保留下次会议再予以全面回答。如果美方不提具体意见而又急于要知道我方意见，我方亦可使用这一发言要点，并将预定方案提出。如第一次会议为纯技术性事务安排，双方只作一般接触，则发言要点第一段稍加发展，可做你在第一次会谈时的发言底稿。”[2](p72~74)毛泽东9月13日在武昌还写信给周恩来和黄克诚嘱咐说：“华沙谈判，三四天或一周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对我们进行侦察。周、彭、张、乔诸位意见如何。”[10](p872)周恩来接到信后，在同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商讨后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于当晚回电毛泽东：“关于中美会谈，估计美方可能先提停火，再提沿海岛屿非军事化，已预告王炳南予以驳斥。”同时周恩来还告诉王炳南“先与美方周旋，逼其先我露底”。[8](p462)
为进行大使级会谈，中国还成立了负责谈判的机构。周恩来早在1955年7月就曾指示张闻天，请他考虑制定一个日内瓦中美谈判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中美谈判的有关情况，多设想各种情况，事先提出方案。中共中央在1955年8月批准成立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负责。这个机构一直成为中国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主要领导机构。中美谈判指导小组经常要研究和起草大量的文件，包括谈判规划和方案、中央政府和外交部的声明、新闻发言人的谈话、给王炳南的指示电报以及每次会议的发言稿。[11](p992)[12](p305~307)这也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大使级会谈的重视。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后，美国的决策重点首先集中在军事反应上。杜勒斯当时认为，在此时通过外交或其他私人渠道同中共接触，只能被解释为软弱的表现。但当中国宣布愿意恢复谈判解决危机时，美国很快就同意了。9月6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欢迎中国关于恢复大使级会谈建议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在1958年7月28日及其后曾经谋求恢复会谈，“如果中共现在愿意响应，美国欢迎这个决定。美国驻华沙大使随时准备立即同中共驻在那里的大使会晤”。但声明再一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将坚持1955年所采取的态度，那就是“决不参加会损害我们的盟国中华民国的权利的任何安排”。[13](p1148~1149)[7](p2688)
美国宣布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后，首要问题是确定谈判方针。国务院在9月8日开会讨论沿海岛屿的地位以及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问题。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WalterRobertson)说，心理因素对会谈成功至关重要，“如果中共从我们的行动中判定我们渴望重开会谈，其结果就是他们会采取强硬的态度”。杜勒斯希望在取得停火后实现沿海岛屿的非军事化。饶伯森反对这种方案，认为是一种不现实的解决办法，因为那样就会使中共可以在任何时间发动进攻夺取沿海岛屿。如果采取这种建议，美国与国民党之间就会出现巨大的矛盾，国民党也会反对这种做法。杜勒斯强调，如果美国同中共达成使沿海岛屿非军事化的协定，而后者又违反协定夺取这些岛屿，那么，“如果我们采取报复行动，在世界舆论面前我们就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杜勒斯在会上反复强调，不能放弃沿海岛屿，之所以提出沿海岛屿非军事化，其目的是避免让世界舆论认为，美国重开大使级会谈还是在老调重弹；“美国必须面对现实……不要在谈判中涉及影响国民党利益的任何事情”。[14](p155~159)[15](p424~426)
此次会议确定的美国对待大使级会谈的政策立场是“改善我们在世界眼光中的姿态……我们的目的……就是尽量拖长谈判”。美国决策者反复表达了这一立场。杜勒斯9月18日在纽约同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JohnSelwynLloyd)会谈时表示，将台海问题提交安理会和联大，都不会取得任何效果。对于中美之间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议，杜勒斯也持怀疑态度，认为不会取得更多实质的东西。杜勒斯相信中共不会在华沙会谈期间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一旦会谈失败，美国将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并要求通过停火、放弃使用武力以及缓和局势的检查措施等决议案。但对把台海危机提交联合国处理，杜勒斯同样也不抱希望，因为中共不会参加此类会议，也不会接受美国“获取必要的支持而通过的决议案”，国民党当局也会反对。[14](p155~159，216~217，241~247)在杜勒斯看来，华沙会谈是中共“神经战”的一部分，不会解决任何问题。[14](p175~176)[4](p123)虽然如此，杜勒斯也承认会谈可以缓和紧张气氛，至少在现阶段“可以提供某种掩护或成为中共不是进攻行动升级的理由”。美国可以利用重开会谈来加强沿海岛屿的防御。
值得提出的是，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可能出现的反对，美国决策者向国民党方面保证，美国不会在会谈中做出任何损害国民党权益的事情，不会放弃“中华民国的任何领土”，但美国不希望承担使会谈破裂的责任。同时，杜勒斯强调，国民党必须同美国合作，“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国民党并保持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地位，国民党的领导人必须意识到同我们合作的重要性。如果失去美国的支持，中华民国要保持其地位，难度要增加10倍”[14](p253~254)。
二 9月15日第一次会谈及其对中美谈判政策和危机处理的影响
9月15日，华沙会谈举行第一次会议。比姆首先发言说，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减少乃至完全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威胁和平；比姆强调危险确实存在，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作为当前的第一步，中方应立即停止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炮击。对比姆的说法，王炳南反驳说：中国可以使用一切适当的手段解放金门和台湾，这是本政府的神圣职责，对蒋介石集团的军队采取惩罚性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不存在停火的问题。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把金、马和其他沿海岛屿作为威胁大陆港口的前沿基地。为消除这种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心解放沿海岛屿中的金门、马祖和其他岛屿，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从沿海岛屿撤军，中国政府将不予追击。王炳南指出，蒋介石集团没有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条约，这样的条约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中国使用何种方式解放台、澎、金、马并不是对和平与世界秩序的威胁，真正的威胁就是美国武装力量对中国领土台湾的侵占。因此，缓和台湾紧张局势的第一步就是停止美国武装力量在该地区的挑衅行动。[4](p127~128)[16](p440~441)[15](p426~428)
王炳南在会谈结束时向美方递交了中方起草的声明草案，建议中美双方共同发表声明，保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在台湾和远东其他地区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并就以下五点达成协议：第一，中国政府声明，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中国大陆的内海岛屿。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些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中国的这些领土，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第二，美国政府保证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三，中国政府声明，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两海口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地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第四，中国政府声明，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时间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第五，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致认为，在台湾海峡和公海上空的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和安全，必须受到保证。[10](p871~872)比姆在给国务院的汇报中认为中方立场强硬，毫不妥协，完全不愿就停火问题进行讨论，中方提出的声明草案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不过比姆认为，按照中方的声明草案，如果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和马祖，他们是不会受到攻击的；同时，比姆还对中方表示在适当时候“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感兴趣。[14](p190~195)
然而，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设想，中方这个提案应该是一个争取主动并使美国陷入被动的方案。但王炳南过早提出了这个方案，给美国一个错觉，以为中国急于解放金门和马祖。9月18日，毛泽东在合肥得知上述消息后大为震怒，认为王炳南在谈判的第一天就露了底牌，让美国人认为中国是虚张声势。①这一事件使毛泽东改变了处理大使级会谈的政策。在毛泽东看来，除了把大使级会谈作为揭露美国“反动”和“侵略”政策的讲坛外，他别无选择。由于毛泽东改变了处理华沙会谈的政策，通过大使级会谈来结束危机的可能性就完全不存在了。[17](p194~196)
毛泽东立即写信给周恩来，对大使级会谈提出指导意见。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马上主持召开了两次讨论，召集陈云、彭真、张闻天、黄克诚、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等人参加，研究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外交部党委会同一天也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信。经过研究后，周恩来于当天夜间致函毛泽东：“我方方案提得过早，给了对方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急于求成，因而杜勒斯今日在联大的讲话便强调停火，但也提到了消除挑衅行为。同时彼此都露了底，美国知道我们目前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我们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争。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我们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针对美国的停火建议，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为此周恩来提出了五点建议：“一、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二、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三、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行动；四、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五、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它们注意。为配合上述外交活动和华沙会谈，我们同意在不触及美国空军、海军的条件下，组织一次有我海军、空军、炮兵三方面参加的打击金门守军和蒋军运输舰、战斗机、运输机的较大行动。如有效，当相继间断进行。同时，也应准备蒋帮实行报复轰炸。我空军当对金门予以回炸。”[10](p873)[8](p463~464)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并说这是一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18](p353)。9月20日，周恩来再次致函毛泽东，随信送上了请毛泽东审阅的外长声明、给王炳南指示电和要求美军撤退方案三个草稿。
向周边国家解释中国处理危机的立场是中国配合华沙会谈的一个重要举措。周恩来在9月21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时指出：“美国现在比日内瓦会谈时显然发展了侵略，美国的提案是要把它在台湾海峡地区的要求扩大到海峡岛屿，野心勃勃，得寸进尺，名义上要求停火，实际上是玩火，我们不能接受。我们接受了提案，等于接受了战争。……美国以增兵来压我们接受它们的提案，不接受它就打。我们的态度是你打我不怕，我准备打，但我们首先争取和平谈判解决。美国侵占台湾就是为了侵略，随时威胁、挑衅。我们要消除紧张，消除挑衅和威胁，就要解决根本问题———美国必须从台湾地区撤兵，而不是停火。”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柬埔寨经济代表团时指出，中美在华沙谈判解决中美在台湾地区的争端，“我们提议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但美国要加一句‘不损害各方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这一句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承认美国有权单独自卫和集体自卫，就等于美国占领台湾、澎湖合法化，承认美蒋关系合法化，等于承认‘两个中国’。美国把侵略台湾、澎湖扩大到沿海岛屿，再进一步就要侵犯大陆。为了防止杜勒斯在联合国搞停火阴谋，我写信给西哈努克作了说明。美国有可能搞战争威胁，美国的海空军经常来我国领海、领空挑衅。我们是压不倒、吓不倒的。美国一定要把战争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能抵抗”。[8](p465~466)[9](p172~173)
而美国决策者通过第一次会谈对中国谈判意图以及会谈前景做出以下估计和判断：中共可能希望“国际舆论和对金门持续不断的军事威胁将迫使美国同意进行更高级别的会谈，诸如双边外长会谈或多边会议，甚至可能是首脑会晤。它们可能担心在联合国内解决问题的努力将会强化赞同接受‘两个中国’的观点；但莫斯科和北平显然认为，在联大提出这一问题是有利的：或是阻止美国的动议，或是希望进一步羞辱和孤立美国。”同时，中共不想通过谈判来维持现状，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中共可能会在谈判中同意临时停火以提升其宣传的姿态，但他们不愿实现永久停火。另外，作为临时措施，中共可能会接受某种形式的沿海岛屿的中立化，希望这种形式对国民党士气所产生的副作用远大于对共产党行动的限制，但肯定不会视之为永久的解决方法。9月16日，副国务卿赫脱(ChristianA.Herter)打电报给比姆，就美方提出的声明草案做如下修改：“除单独和集体自卫之外，美国在金门和马祖地区放弃使用武力”，同时，“美国努力不使金门和马祖用来实施针对大陆或其他沿海岛屿的行动”。9月17日，赫脱还指示比姆，要求他向中方申明，中方应承担目前敌对行动的责任，并有义务立即停止这种行动。[14](p206~208)
比姆在9月18日的会谈中正式提出了美方的停火方案，并称中方的声明草案是不能接受的。王炳南在发言中指责美国的声明草案是荒谬的，“蓄意歪曲事实真相”；中国高度重视华沙会谈，并期望达成对未来和平有所贡献、消除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基本协议。目前局势中所存在的巨大威胁，有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美国应停止针对中国领土和水域的一切挑衅入侵，从中国领土撤出其武装力量，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如果这样，中国保证立即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在该轮会谈中，双方都要求对方认真考虑对方的草案。[14](p209~215)比姆在会谈结束后致电向饶伯森汇报说：中共的立场没有丝毫改变，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声明草案，而且中共在会谈中并没有表现出寻求解决方案的紧迫感。9月19日赫脱打电报给比姆，指示他在下一次会谈中提出：中方的要求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中共拒绝美方的声明草案表明中共对举行此类谈判没有任何积极的兴趣。同时还指示比姆向中方明确表示：美国不接受“中美间国际纠纷”同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内政问题”之间的区别，不承认中共单方面宣布它有权对一个主权国家所宣称拥有的领土实施武装进攻。[14](p229~230)
王炳南在9月22日的会谈中强调：中方完全不能接受美国的声明草案，因为美国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是主仆关系；中方可以随时解放金、马这些岛屿，“我们已经等了相当长的时间，希望蒋帮军队和平撤出。但与我们的期望相反，蒋帮集团从来没有停止利用这些岛屿对大陆进行骚扰性的进攻，并利用这些岛屿的位置，在岛上集结了其部队的三分之一，使这些沿海岛屿成为进攻大陆的基地。当这些进攻达到高潮时，我们才开始对它实施惩罚性的进攻”；更为重要的是，中方不能容许美国把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扩大到金门等沿海岛屿，“中国人民决不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澎湖合法化，更不能容忍美国把侵略扩大到金门和马祖”；如果美国继续在台海地区采取挑衅行动，战争随时可能会爆发。王炳南还向美国递交了经过修改的中方的声明草案，其中最大修改是要求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其所有的武装力量”。比姆断然否认中方的批驳。[14](p257~264)
由于中国炮击金门后美国护航对金门的补给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加上由于协防沿海岛屿的政策造成盟国关系一定程度的紧张，美国决策者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15](p406~410)在如何对待华沙会谈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两种意见。国务院负责远东地区政策设计的顾问马歇尔·格林(MarshallGreen)在
到9月底，由于盟国对美国压力以及联合国内出现的对美国不利的局面，美国遂不得不同意一旦华沙会谈失败，便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或由第三方进行调停。
三 “绞索政策”、“停火”和中美谈判政策在危机处理中的运用
通过对华沙会谈前一阶段的进展情况以及对杜勒斯9月30日谈话的分析，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判断台海局势和美台关系发生了变化。10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了杜勒斯9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周恩来发言指出：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求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从金门、马祖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美方在会谈中说得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中美双方都在摸底，现在双方都比较了解对方的意图了。毛泽东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他指出，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毛泽东总结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断，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一时大打，一时小打……但我们在宣传上仍要大张旗鼓，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向金、马打炮是中国内战的继续，任何外国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干涉……我们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金、马以至台、澎问题。”[8](p471~473)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行动方针。
上述政策方针确定后，毛泽东在10月5日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暂停打炮两天，并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10月6日，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金门，以便使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自由地运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文件经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后，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同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福建前线指挥部，对中共中央的决策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另外，周恩来在10月17日审定了《中央关于当前对美斗争形势的通知》，这个通知全面说明政策变化的原因和今后行动的方针。通知指出：“一、彭德怀10月6日的文稿和10月13日的命令，截然划清了国际和国内两类问题的界限，彻底粉碎了美国的停火阴谋，堵住了国际干涉的道路，并且扩大和加深了美蒋矛盾。二、这场斗争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纸老虎的本质，检测出它目前还不敢冒大战的危险。美国从金门、马祖脱身，为的是永占台、澎，便于进行‘两个中国’的阴谋。现在我们正用绞索击破美国的脱身政策。我们坚持台、澎、金、马必须全部解放，反对美国用金、马换台、澎的阴谋。三、我们现在的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扩大美蒋矛盾，并利用蒋不肯撤出金、马，来拖住美国。我们宁可使台、澎、金、马多留在蒋手上一个时期，绝不能让美国拿去。四、解放台、澎、金、马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美国现在不会从台湾地区撤兵，蒋介石也不会立即接受和谈。目前看来蒋介石部队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比撤出金、马的可能性要大。蒋介石部队留在金、马对我们更有利。因为或打或谈或停，主动权都在我们手里。美国将继续被动下去，美蒋矛盾将会继续加深。蒋介石内部也迟早会起变化。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形势，加快我国的建设，加强我国的国力，彻底把美国搞臭，逐渐造成将来以一次行动全面解放台、澎、金、马的有利条件。”[8](p477)
为配合这一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在10月初决定，中美会谈以继续下去为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对于美方9月30日会谈中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后认为，这个声明草案没有什么新内容，实际上是利用这一草案作为掩盖美国继续侵犯中国主权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的烟幕。因此在10月4日的会谈中，王炳南谴责美国这一草案的目的是使美国占领台湾合法化，并实现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2](p77~78)这是中方在华沙会谈中首次明确谴责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制造“两个中国”，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确定新的行动路线后在华沙会谈中的初步体现。
如何面对中方的谈判政策，赫脱10月3日接连打电报给比姆，对美国的谈判政策做出进一步的指示。赫脱指出，美国希望华沙会谈继续下去，起码是在目前这一阶段，因为华沙会谈的存在，可能会为中共提供一个不扩大其进攻行动之规模的借口。赫脱指示在下一轮会谈中，应针对中方所称的“美国首先要求获得所谓的单独或集体自卫权，而美国从来没有对金门声称过此种权利”的说法，比姆应做出如下辩答：美国所说的“台湾地区”不仅仅是指台湾和澎湖，同样也包括沿海岛屿，美国的声明草案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改变。同时赫脱指示比姆向中方表明，中共并不想认真考虑美方的草案，中共的态度不是进行谈判，而是要美国在苏联和中共的武力威胁下无条件投降。[14](p323~326)
杜勒斯也在10月8日打电报给比姆说：应努力使中共同意无限期停火，但考虑到中共不可能对此明确同意，美国可表明以下两点：美国事实上已经暂停对国民党的护航，如果中共重开进攻，世界将会对此加以谴责。同时，杜勒斯还特别强调，由于中共宣布停火，加上美国为国民党军舰护航是出于“和平的目的”，现在护航已经不再需要，但必须强调的是，“一旦停火终止以及中共再次发起侵略，美国将重新为国民党船只护航”。他还指示比姆坚持要求中共认真考虑美方的声明草案，进行“具有意义的停火谈判”。[14](p354~356)在10月10日的谈判中，针对美国的上述表述和要求，王炳南声明，停火是中方单方面的行动，与美国所要求的停火谈判毫不相干，因为中美之间并无战争，因而在停火问题上没有相应的讨论话题。王炳南再次要求美国从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撤走，要求美国停止护航，停止侵扰和战争威胁。
杜勒斯在11月5日给比姆的有关第83次会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中共对恢复台湾海峡的平静状态不感兴趣，相反是以危险的行动保持危机和紧张气氛，以实现北平扩张的目的。”赫脱甚至在11月22日给比姆的有关第84次会谈的指令中不仅要求中方就国民党所宣布的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采取行动，还要求比姆同中方交涉被扣押的美国人以及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国人的问题。在此后的会谈中，王炳南和比姆“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14](p479~482，491~493)[2](p78)王炳南在会谈中反复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而比姆则坚持美方的立场。华沙会谈又回到了日内瓦会谈时的谈判桌。
四 结 论
当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谈后决定改变谈判政策，把大使级会谈作为揭露美国“反动”和“侵略”的讲坛时，通过大使级会谈解决沿海岛屿问题、结束危机的可能性便完全不存在了。此后，中国在谈判中一直坚持要求美国停止挑衅行动，要求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武装力量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而美国则坚持在谈判美国撤军之前，必须在沿海岛屿首先停火。艾森豪威尔政府受到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要他缓和危机。因此，“它愿意，甚至急于通过谈判以取得影响沿海岛屿使其缩小重要意义的变化”。但杜勒斯从来不喜欢华沙会谈，也从未对它抱有多少希望。杜勒斯愿意利用华沙会谈作为避雷针，在他不得不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给人以愿意和解的印象。另一方面，大使级会谈使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变得相当尴尬，因此，一旦他感到自己摆脱了困境，就尽量贬低会谈的重要性。[4](p128，131)更为重要的是，同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紧张局势和缓后开始的日内瓦会谈不同的是，华沙会谈是在危机中进行的，任何一方的让步都会对美国和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形象和威望产生更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期望通过谈判实现危机局势的缓和，无疑需要一方或者另一方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15](p542~543)而当时的中美关系并不具备这样的特质。
《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作者简介】 李春玲(1965—)，女，江苏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研究。
参考文献：
[1]KennethT.Young.NegotiatingwiththeChineseCommu-nists：TheUnitedStatesExperience，1953~1967[M].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1968.
[2]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3]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A].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4]JacobBean.MultipleExposure：AAmericanAmbassador’sUniquePerspectiveonEast-WestIssues[M].NewYork：W.W.Norton&Company，Inc.，1978.
[5]史蒂文·戈德斯坦.聋子的对话?———1955~1970年中美大使级会谈[A].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6]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8]《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12]《章汉夫传》编写组.章汉夫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3]U.S.DepartmentofState.AmericanForeignPolicy：Cur-rentDocuments，1958[Z].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62.
[14]U.S.DepartmentofStat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58~1960：vol.19，
[15]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6]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7]ChenJian.Mao’sChinaandtheColdWar[M].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2001.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王延庆)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