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华盛顿决策内幕
[摘要]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对苏实施的“缓和”战略使得华盛顿打出“中国牌”，致力于改善同北京的关系。而1969年3月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则为美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寻求同中国对话的渠道上，华盛顿首先想到的是华沙渠道，即第135次和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史实证明：华沙渠道的进展不像华盛顿期望的那样顺利，但基本上完成了预期的任务：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阐明了不会同苏联合作，主宰东亚事务的立场。在华沙渠道完成了既定任务之后，华盛顿又将同北京的联络转为巴基斯坦渠道。
[关键词]华沙渠道 中美解冻 135次大使级会谈 136次大使级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自1955年开始已进行了134次，先是在日内瓦，而后转移到华沙。在大使级会谈中，尽管许多重要议题诸如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核武器控制等问题都陷入僵局，但在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的年代，华沙会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化解对抗情绪、为双方提供对话机会的作用。当尼克松政府为寻求沟通渠道而感到困惑时，华盛顿首先想到的是华沙大使级会谈。学界普遍熟悉135、136次华沙会谈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和会谈的主要议题，但对于会谈的背景以及这两次会谈对于中美关系解冻的重要意义等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将在进一步研究美国1998~2004年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基辛格档案和洛德档案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一、美对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认知
如果说尼克松时期的多级均势战略为中美关系解冻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么，美国对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认知则是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直接动因。自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华盛顿一直密切关注中苏紧张局势。美国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谁挑起了冲突，更担心冲突的升级。[[1]] 面对中苏边界冲突，华盛顿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1）与苏联合作；（2）派代理人及第三国接近苏联；（3）改善同中国的关系。[[2]] 华盛顿经过一番斟酌之后，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当尼克松1969年7月底8月初在欧亚进行国事访问时，中苏边界武装冲突成为他与各国领导人会谈的主要议题。尼克松和基辛格分别在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法国总统蓬皮杜的会谈中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参加苏联所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3]]，这主要是因为“美苏的合作会加强苏联的实力，以至于苏联会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中国的政策和行为。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苏联势力的扩张会对世界和平，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国家构成威胁。”[[4]] 事实上，早在1969年7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委员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E. Osgood)就曾明确指出亚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在未来五年间，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和机遇是由亚洲的发展变化决定的，因为，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发展和变化。国内外都会关注美国在亚洲的政策，这将标志着美国在未来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美国应关注苏联在亚洲的地位。苏联在寻求地区扩张，对中国和美国施加影响，他不仅仅在印度和东南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在改善同日本的关系。”[[5]]
二、美国对苏联试探的反应
“珍宝岛事件”之后不久，苏联一家名为“和平与进步”的非官方广播电台广播说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紧接着，苏联政府否认这是对中国进行核威胁。[[6]] 然而，在1969年8月18日苏联驻美使馆的午宴上，苏联驻美使馆二秘包瑞斯·大卫杜夫（Boris N. Davydov）问美国北越特别助理威廉·斯狄尔曼(William L. Stearman)：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做何反应？如果中国的核设施遭苏袭击后向美国求援，美国会怎样做，是否会坐收渔翁之利？[[7]] 据华盛顿了解，这是苏联外交官第一次向美国官员提出有可能打击中国的核设施。大卫杜夫已在美国工作多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驻美观察员，并且同国务院和相关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以往同美方官员的谈话中，他经常提出一些推测和假设来试探美方的反应。尽管他此次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大可能是个人行为，华盛顿依然不确定他是否是在依令行事。[7] 自此，苏联外交官员突然开始在不同层次的外交场合试探美国对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反应。[[8]] 另一方面，苏联官方却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柯西金说“苏联‘绝对’不会进攻中国，西方媒体的推测毫无依据。”苏联负责远东事务的官员也做了类似的表示。苏联的广播电台甚至在9月初为中情局“捏造的事实”辟谣。[[9]] 面对苏联的种种刺探行为，国务院和国安会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国务院认为“苏联的刺探行为更多是出于好奇，而非发动战争的信号，虽不排除苏联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但其可能性不足50％”；[[10]]而国安会却认为，美国若不对苏联的刺探行为做出明确的答复，将会被认为是美国默许了苏联对中国进行打击。即使苏联的刺探对其最终的决策并不重要，它也能造成一种事先和美国商量过的假相。美国很有必要草拟出一个指导原则，对苏联的刺探行为做出明确的答复。[9]
中苏边界冲突产生的不确定性使东亚和世界的格局复杂化。国安会委员马歇尔·格林 （Marshall Green）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亚洲的权力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是从美国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对抗体系向美、中、苏、日之间的互动体系过渡，中苏关系因双方的冲突而变得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会随着苏联在东亚的扩张或中国政策和国力的发展变化而加强。同时，东亚的权力格局会由两极向多极转变。[[11]]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的试探行为被白宫认为是对东亚安全体系的挑战，是对美国重要利益——多极均势和平格局的威胁。鉴于此，基辛格认为应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引发中苏战争的不安全因素：阻止苏联进攻中国；阻止在中苏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最大可能的让中国意识到苏联是其唯一的敌人，而非美国和其他国家。[[12]]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加快了同北京改善关系的步伐，要寻找机会准确无误地阐明其在中苏武装冲突中的立场——反对苏联的进攻。为此，美国积极地探求一切可能的渠道，开启与中国对话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的试探行为充当了美方重启华沙会谈的催化剂。
三、美国为135次华沙会谈做准备
1968年11月，也就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第三个月和美国大选刚刚尘埃落定的时候，中美双方同意在1969年2月20日进行第135次大使级会谈。事实上，尼克松政府对此次华沙会谈寄予厚望并做了充分的准备。早在尼克松上任伊始，美方就考虑到“鉴于2月20日同中国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希望不要在双边关系方面挑起事端。”[[13]] 为确保第135次华沙会谈能有助于中美关系解冻，又不会在盟友中引发动荡反应，基辛格确定了美方谈判的基调：华沙会谈是同中国政府共同探讨维持东亚的稳定的一次机会，但美不会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或削弱其地位；不损害美国亚洲盟友，特别是日本的利益”。谈判策略应是：“尊重中国的和平共处原则，让中方提具体的建议。美不主动提具体的建议，表示愿意倾听中方的意见”。尼克松最终也同意了这种战术，认为“尽管仍有弊端——不大可能引发北京方面的积极回应；北京会认为华盛顿的做法是一种等待，而不是采取主动”。[[14]] 虽然会影响谈判的进展速度，但仍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方案。
但世事难遂人愿，因外交官廖和叔的叛逃，中方于2月18日致电美驻华沙使馆推迟举行原定于2月20日的第135次会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觉察在未来有同北京进行对话的可能。因为北京在致电中写到，“在目前完全由美国政府造成的反华氛围中，显然不适合在2月20日举行第135次大使级会谈。”[15] 对此，美国的解释是：“随着气氛的改善，北京会在晚些时候重启华沙会谈的。”[15] 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北京在“廖和叔事件”上的反应非常敏感，并且注意到了北京媒体报道的细微变化，认为“尽管北京的反美宣传铺天盖地，但避免就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议题作评论。”[15]
然而半年过去了，北京方面仍未主动表露一丝想同华盛顿对话的倾向。1969年9月9日，尼克松于亲自接见了美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Walter J. Stoessel）。他不仅亲自指示斯托塞尔遇到中国代办时要“做什么”——若在华沙某个中立国家使馆遇到中国代办，直接和他交谈；还告诉斯托塞尔该“说什么”——斯托塞尔应该说“我在华盛顿见到了总统，他对同中国举行具体的会谈非常感兴趣。”此外，尼克松还指示：若媒体关注到这件事，不要做任何解释和评论。[4] 之后一个半月，斯托塞尔向华盛顿报告说还没有遇到同中国代办交谈的机会，他接着解释了实际操作中的困难——需要翻译做解释；有可能被其他外交官看到，易引起媒体的注意。斯托塞尔建议主动造访中国大使馆，认为这样做更安全。尼克松对此的批示是：“总统认为可以让公众知道。”[[16]] 这就意味着尼克松不支持斯托塞尔拜访中国大使馆，举行“特殊的”大使级会晤，因为尼克松不想在未了解中方对华沙会谈的态度之前做任何冒险行动。美国担心被中国拒绝，这将是对美国声望和尊严的打击；美国还害怕被中国用做宣传武器，这不仅会令尼克松政府尴尬，还会令其东亚盟友感到不安；此外，美方的迫切心情无疑会增加中方在谈判中的筹码。
1969年12月3日，就发生了人们熟悉的美国大使斯托塞尔追逐中国外交官的一幕。在斯托塞尔追逐中国外交官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也就是12月7日，中国释放了两名乘游艇误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这两名美国人已被中方拘禁了10个月，美国曾多次向中方提出释放要求，但均未得到答复。华盛顿认为北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对斯托塞尔发出的无声信号。[[17]] 12月9日，雷阳致电斯托塞尔，邀请他到中国使馆举行会晤。华盛顿认为随着美苏限制战略性武器谈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简称SALT）谈判的开始以及莫斯科和华约组织国家商议联邦德国问题，苏联西线的压力在缓减，北京担心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升级；另一方面，华盛顿停止了美国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①]北京会认为这是华盛顿做出的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举措，因而，北京乐意同华盛顿进行进一步接触。[[18]]
面对北京的邀请，斯托塞尔答复说，他将非常高兴从使馆的后门到达。对此，中方回答说：这种小心没有必要；使馆正门无疑是最合适的。[[19]] 由于12月11日斯托塞尔和雷阳的会面将是尼克松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双方的首次近距离接触，华盛顿为斯托塞尔草拟了充实的指导方针，指示斯托塞尔要再三重申美国在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的立场和美国要改善对华关系的强烈愿望，但同时又不能留下过于迫切的印象。此外，为确保135次华沙会谈顺利进行，华盛顿授意斯托塞尔，如果中方对美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指责，他不要对此做任何回应。美方应主动提出下次会晤的时间，并且选择美国使馆作为下次会晤的地点。华盛顿还确定了对媒体的原则：中美双方都不要对媒体宣布这次会晤。如果走漏了消息，双方不应提供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