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编者按：近期，冷战中国网将陆续刊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的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都反映了当前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最新路向与学术关怀，具有相当的参考与探讨价值。

       东西方学者曾从不同的研究视角——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进程，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国的国家安全状况、中美不同的外交决策机制、尼克松政府对华称谓的话语演变等诸多方面，深入探讨了中美关系解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部分回答了为什么中美关系会解冻，让双方走到一起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双方是如何构建理解的桥梁，同时又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等问题。由于研究者们所依据的主要研究资料为当事人的回忆录、政府的公开演讲和中美媒体的公开报道，使得研究只能停留在宏观层面运行，而不能对微观的细节问题进行缜密的探究。此外，个人回忆录，如：《基辛格回忆录》、《尼克松回忆录》虽提供了具体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背景等相关线索，对中美关系的解冻过程进行较为完整的描述，但其所共有的弱点——有美化自我的倾向，使得历史事件打上了浓厚的“个人烙印”，有干扰和误导研究的嫌疑。本文将依据美国新近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基辛格档案和洛德档案，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做一综述。

一、有关中美关系解冻历史进程的论述

       现存有关中美关系解冻历史进程的研究成果[1]普遍认为：尼克松入主白宫时所面临的困境——从越南撤军；美国的核优势被美苏核均势的现状所取代；经济上面临来自西欧和日本挑战等问题使得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评估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中苏关系恶化并升级为军事武装冲突，则为美国实行灵活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契机。

       当论及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权力地位的对比关系时，罗斯玛丽·福特认为：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新生的共产主义中国通过运用硬权力和软权力资源——与苏联结盟并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其保持一致——应对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利地位。直至60年代中期，中国因其政权存在的持久性和其自身具备的核能力才被看作是区域性的大国。另一方面，美国霸权地位在下降，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要动用其权力来赢得在联合国，多边贸易体系，以及与盟国双边会谈中的国际支持——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当中国还是无核国时对北京进行核讹诈。这就使得世界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认知大打折扣，在中国问题上，与其说美国是代表广泛共识的领袖，倒不如说它是在行使指挥权。[2] 然而，当基辛格1971年7月秘密出访北京时，中美双方宏观权力地位的不对等和客观谈判场地的优劣势综合构建了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的外部权力背景。詹姆斯·麦恩认为尼氏政府奠定的“客场”作战这一谈判模式难以突破，中方可以占据“主场”的天时、地利、人和，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3]。在谈判中，双方均在寻找打压对方谈判气势的筹码，力图运用有效的话语手段，巩固和强化自身的权力地位，从而主导谈判。此时，中美双方的权力对比已呈现出多层面、多维度的特点。[4]

       主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具备的影响力与其所面临的威胁是衡量其权力地位的两个重要参考指标。迈克·夏勒认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日经济摩擦凸现：日本未能如美国希望的那样对越南战争提供实质性援助；也未能在归还冲绳和美对日的纺织品配额问题上同美国做交易。到1971年时，日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累计达30亿美金。美国在美日同盟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受到挑战。[5] 为了减少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尼克松政府希望能尽快、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罗伯特·舒尔辛格认为：华盛顿一方面“以打促谈”——升级对北越的轰炸，武装入侵柬埔寨；另一方面，致力于改善同北京的关系。希望能借此转移国内公众对越战的注意力。[6] 事实上，继基辛格两次访华、黑格访华之后，美方在1971年1、2月间，通过巴黎渠道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在美越停战谈判中“发挥作用”的想法。但均遭到了中方的严辞拒绝。[7]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美关系的顺利解冻也是尼克松、基辛格信奉的“秘密外交”的成功。中美双方的沟通渠道经历了华沙会谈探虚实，巴基斯坦传信息，巴黎使馆做安排和纽约渠道送情报这样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8] 陈兼认为中美解冻的历史过程并不是美方发出信号，中国积极回应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的个性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中美首脑会晤时的议题。尽管毛泽东也乐意同华盛顿建立秘密的沟通渠道来改善双边关系，但他不喜欢按部就班地照美国人设计的方式进行联络。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应了美方发出的信号——接见埃德加·斯诺和乒乓外交。[9]。

       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主管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约翰·霍尔德里奇直接为基辛格工作，并参与了改善对华关系的决策过程。他讲述了鲜为人知的内幕——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方式和经过[10]。然而，遗憾的是他未能深度探及事件发生的原因，例如：为什么美国会主动向中国发出改善双边关系的友好的信号？为什么中国会积极地回应？为什么尼克松和基辛格信奉秘密外交？为什么他们又能成功地实现秘密外交？

二、   有关美国全球战略的论述

       一些学者的研究弥补了职业外交官的不足。国际知名冷战专家约翰·刘易斯·盖迪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视野下，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美国要取得对华政策的积极突破”这一问题。他认为：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戏剧性转变是因为将其作为对苏实施“缓和战略”(détente）的一个具体步骤来进行的。盖迪斯认为尼、基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是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回归。传统的均势能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保证世界体系的稳定，因为，各方彼此相互制衡，不针对任何一方，是一种对等的平衡。其次，应以利益界定威胁，而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美国只具备有限手段维持世界均势格局，因而美应联合其它拥有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的国家抵御挑战全球稳定局势的行为。美国认为苏联的扩张是对全球稳定局势的最大挑战，也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再次，尼克松政府修正了界定对手的标准。在特定的情况下，即使是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也会拥有共同的目标。对手的减少使得美国在世界的义务减少。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美国应履行的义务，而不能由义务界定利益。[11]

       对苏联实施的“缓和战略”是对苏遏制战略的升级和活化，即：在“普遍联系”的基础上，“遏制”苏联的权力，将其作为一个稳定因素纳入国际社会，在均势格局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的局面。其实施的具体步骤就是：寻求外交手段——与苏联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进行谈判——缓和美苏的紧张关系。为了确保谈判和有关的协议对双方都有利，采用“大棒”与“胡萝卜”并用的手段。在尼、基看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是向莫斯科施压的一种方式，即：同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主要对手建立联系。基辛格认为在三角关系中同弱势结盟要好于同强势联合。而尼克松则认为同时提高与北京和莫斯科解冻的可能性将有助于华盛顿在处理与二者的关系时有更多的选择。盖迪斯指出“杜勒斯曾提出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威慑，而三角政治在这方面则恰恰是一种进步。” [12]

       中、美、苏三国战略上的相互依存和三边关系的不对称构成了“战略三角”。这种三角形的互动使得每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不断的权衡另外两方的政策，并在三角关系的框架内制定出自己的政策。三国力量相互制衡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中一方要时时刻刻小心提防另外两方，以防另外两方联合针对自己，从而在战略三角中处于不利的地位[13]。

       罗伯特·罗斯认为：中美之间因存在着较多分歧，需通过广泛的谈判协调双方的利益。在华盛顿与北京接触的最初阶段，双方面临共同的威胁，有大致对称的战略环境。然而，当尼克松第一任期将满的时候，美苏关系的改善降低了美国的安全隐患；而北京对来自苏联的压力仍感到非常敏感。中美国内形势的发展也是不对称的。到1972年时，尼克松因越南战争问题的解决而使得国内支持率上升。而北京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和林彪事件加剧了中国领导人的不安全感。如果说双方最初进行的谈判是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当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时，华盛顿显然是占了上风。罗斯认为苏联的威胁和中国战略上的考虑迫使毛降低了台湾问题在对美议程中的重要地位。[14] 事实上，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一直认为是苏联暗中作梗，导致对北越的巴黎停战谈判陷入僵局；由于苏联在南亚扩张势力，暗中支持印度，导致了印巴冲突升级。此外，国内民主党议员要求访华呼声日渐攀高。鉴于此，尼克松政府更为迫切地希望中国之行能够取得成功，一来可以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二来可以确保在美国国内总统大选中获胜。所以，尼克松政府将在华停留时间由最初设计的五天延长为七天；在中国没有通讯卫星的情况下，派黑格率先遣组赴华安装卫星电视转播设施。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晤中曾多次强调尼克松可以先访苏，再访华，中方对此并无异议。但尼克松最终仍坚持先访华，再访苏。其目的就是要向苏联施压，同时，最大程度的赢得美国国内民众的支持。台湾问题之所以未能解决，是因为美方自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在有关台湾问题的多轮谈判中，一直持回避和躲闪的态度。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所能付出的作为就是以《中美联合公报》的方式，公开承认台湾的地位和归属。

       李丹慧、宫力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苏关系时过分强调对苏的斗争，过高估计了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军事威胁。这就使得中国政府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缺乏灵活性，没能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反，当尼克松出访苏联时，他能既饮“茅台酒”又喝“伏特加”，在三角关系种处于有利地位。[15]。事实上，尼克松政府为了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处于神经中枢地位，为了能使北京和华盛顿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打“苏联牌”来向中国施压。一方面，华盛顿不断向北京强化“苏联是双方共同的对手”的观念，强调苏联的扩张是对中国的威胁，是对美国安全和世界稳定的挑战，并准备向中国提供各种援助——“胡萝卜”，来应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华盛顿又向北京伸出“大棒”——明确地告诉北京：它将继续寻求同苏联的对话与缓和，其目的就是暗示北京：要想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得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16]。

三、   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状况的论述

       在中国调整对美政策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苏联的威胁迫使中国领导人调整“两面出击”的外交政策，并对美发出的友善信号做了积极的回应。牛军认为：中国领导人一直有着相当强烈的地缘安全意识。中国不能允许敌对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分接近中国的边境地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认为中国没有安全感，会做出强烈的反应[17]。约翰·伽佛则认为1968－1969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恶化，威胁不只来自苏联，还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周边地区。苏联是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后来又涉及到军事、战略领域。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大了对河内的援助，1966－1969年间，苏对北越的援助平均每年为2.1亿美金，远远高于中国的年均援助额0.85亿美金。如果说北越1963－64年在中苏辩论中向中国倾斜，到1965年时，河内则采取了谨慎的中立态度。莫斯科与河内关系的逐渐密切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中国和北越之间的距离。[18] 在1968年末和1969年初，莫斯科开始致力于改善同东南亚非共产主义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老挝、柬埔寨、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北京视苏联的这一系列举动为对中国的遏制。1969年春天，苏联公然提出构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来包围和遏制中国。在越南战争问题上，面对越战的升级和美军不断增加的军事卷入，北京一直为北越提供充足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北京和华盛顿也处于直接军事对抗的边缘。另一方面，“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让日本在越战之后的亚洲承担更多的军事责任。1969年11月美日公报的签署清楚的表明了日本将扩大其在维护亚洲安全中的职责，特别是在台湾和南韩。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持敏感态度，强烈反对美日公报。另一方面，苏联致力于启动同日本在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并试图改善在日本领导层和公众间的形象，从而诱使日本加入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中国认为，莫斯科在纠集日本和美国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1969年，莫斯科开始构建对华的遏制体系时，印度是最热衷的支持者。同时，中国在印巴冲突中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中印边界冲突和双方在西藏问题上的摩擦均对双边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19]。鉴于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现状，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初对外交政策作了一定调整，将对外政策的重心从推动世界革命转移到保卫国家安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