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在当代中国，文艺被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了。文艺与政治成了一对纠缠不清的冤家。文艺被赋予了与它不相称的政治使命，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链条中的一环，肩负着思想整合、社会教化乃至对敌斗争的使命，文艺工作者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另一方面，文艺界又是一个极脆弱、极敏感的领域，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当政者总是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文艺界。因此，在文革乃至更早时期，文学艺术遭受了巨大创痛。文革结束之时，文艺界可谓遍体鳞伤、百花凋零。文艺界带着比其他各界更深的伤痛，以其独特的敏感和笔触，投入到批判和控诉文革的潮流之中，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部分高层领导人与文艺界之间有良好的沟通。特别是胡耀邦对文艺界人士遭受的创痛有很深的了解和同情，从上任中宣部长之日起，他就努力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希望以此修复文艺界的创痛，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胡耀邦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的是积极筹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自1960年以来，已经有19年没有召开全国文代会，文艺界都翘首以待。在1978年5-6月全国文联会议上，决定成立筹备组并开始工作。中国文联筹备组首先成立，组长林默涵，成员有冯牧、张光年、胡庆波、曾克、吴晓邦、吕骥、陶钝、袁文殊、华君武、赵寻、张僖。随后，中国作协筹备组成立，张光年、李季、冯牧、孔罗荪等人负责。 然而，由于当时的中宣部长不热心，“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胡耀邦接任中宣部长后，积极推动，宣布第四次文代会一定要在年内召开。1979年2月5日，中国文联筹备组召开省市自治区文联工作座谈会，29个省市区文联代表和中央各协会负责人75人参加。着重讨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和四次文代会的召开问题。2月10日，胡耀邦到会作报告。 为多方面了解文艺界的情况，胡耀邦还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专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为准备文代会，胡耀邦集中抓两件事：一是推动对蒙冤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平反和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的解禁；一是努力营造民主空气和宽松环境，希望在文代会召开前就形成一个繁荣创作的良好势头。
文艺的复苏是从文艺界的平反、解禁开始的。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出席中国文联迎新茶话会，首次与文艺界300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文化部长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接着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要“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什么新关系？他说，林彪、“四人帮”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建立新的“服务站”。“黑线”之冤宣告解除和胡耀邦的讲话，使会场反映热烈。2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正式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大错案彻底平反。肯定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化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才”，宣布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 3月，茅盾写信给文联筹备组组长林默涵，希望第四次文代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21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70岁到80岁的最好一个都不遗漏，建议中组部过问对老作家、老艺术家的落实政策问题。胡耀邦看了这封信，深有感触。他立即要求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 这次会议3月底在北京举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文化局、文联负责人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会议产生了一个〈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书”、“黑线回潮”等等而审查、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的政治帽子，确实搞错了的坚决平反改正，批错了文艺作品也都应该平反。积极地解决受害者的工作安排、生活困难问题，知名作家、艺术家理解要妥善安排。 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求报告〉，正式决定撤销《纪要》。
文艺界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从1978年就已开始。1979年以后则大大加快了。据不完全统计，仅文学界平反的就有艾青、周立波、周扬、刘白羽、夏衍、欧阳山、王若望、陈荒煤、周而复、廖沫沙、刘宾雁、丁玲、陈明、陈企霞、罗烽、秦兆阳、戈扬、唐因、唐达成、萧乾、韦君宜、王蒙、吴强、阳翰笙、杨沫等。在宣布平反昭雪的人当中，许多人未等到一天。赵树理、冯雪峰、老舍、柳青、罗广斌、邵荃麟、邓拓、田汉、吴晗等一批文化名人，或死于狱中，或不堪凌辱而自杀。不过，他们的作品重新获得公正评价。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为“三家村”冤案平反的决定，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党籍。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等作品先后重版。其他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作家的作品，以及文革前被批判并禁演的大批作品也得以重新发行或上演。如影片《红河激浪》、《逆风千里》、《怒潮》；历史剧《海瑞罢官》、《孔雀胆》；话剧《茶馆》；昆曲《李慧娘》；小说《刘志丹》；藏族史诗《格萨尔》等。 上海是文人会萃之地。6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报告大会，公开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作品，被诬陷的作家艺术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当天宣布平反的作品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巴金的全部作品，李俊民《杜子美还家》，于伶的《七月流火》，丰子恺的《阿咪》，魏金枝的《中国古代寓言选择》，瞿白音的《创新独白》，王西彦的《湖上吟》，师陀的《西门豹》，罗竹风的《杂家》，王若望的《一口大锅的故事》，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编》，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等；上海电影制片厂拍制的《李双双》、《林则徐》、《聂耳》、《舞台姐妹》、《红日》、《北国江南》、《不夜城》、《阿诗玛》、《大李老李和小李》、《洞箫横吹》、《凤凰之歌》、《布谷鸟又叫了》、《孙安动本》等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白蛇传》、《星星之火》、《枯木逢春》、《小刀会》、《清宫外史》、《海瑞上疏》、《三女抢板》等传统与现代剧目；程十发、刘旦宅、丰子恺、林风眠等画家的所谓“黑画”等等。 上海的情况说明，文化界的平反是比较彻底的。随平反而来，文化人的作品全面开禁。被禁书目如潮水一般涌向文化市场。书店里突然摆满了1920年代到1950年代的各种作品，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不仅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还有中国与外国古典著作。文化食粮突然丰富，一下子把80年代的文化发展建立在50年代的文化基础上。文化人的平反，是对造成文化人不幸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否定，也是对文化过分政治化的否定。“图解政策”的那种服务受到文化人的普遍抵制，文化应有的自主性重新得到肯定。
对于文艺界对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的强烈呼声，胡耀邦明确表示支持。根据华国锋、胡耀邦的批示，1979年《文艺报》第2期、《电影艺术》第1期和2月4日《人民日报》同时全文发表了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的讲话。2月5日，在京文艺工作者为此举行座谈会。冯牧、袁文殊、张骏祥、陈荒煤、阳翰笙、周而复、赵朴初、艾青、李陀、于兰、曹禺、夏衍、江丰、谢冰心、陈涌、史超等先后作口头或书面发言。赵朴初用“方欣甘雨润，遽痛百花残”两句诗表达了文艺家们激动而伤感的心情。大家说，今天我们发扬艺术民主，不能光是嘴上说说，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法律上加以保证，使作家真正享有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 《文艺报》和上海文艺界人士连续举行座谈会。阳翰笙、陈涌、蒋孔阳、巴金等文化名人纷纷发言，提出文艺界领导者要学习周总理的民主作风，要求“文责自负，依法办事”。 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文艺需要民主！” 3月16-23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冯牧、孔罗荪主持，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到会讲话。会议着重批评把文艺与政治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批驳了对文艺界解放思想的种种责难。 这些活动得到胡耀邦的支持。胡耀邦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 他亲自到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2月8日至24日）讲话，要求“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 为了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之时，文学艺术创作就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好势头，5月和6月，胡耀邦指示中宣部与有关部门一起，召开了一系列的文艺工作会议，总结30年来党如何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他在谈话中说，30年来的经验教训，什么时候放手搞百花齐放，文学艺术就繁荣；什么时候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文学艺术就出不了东西。他重点研究了电影和戏剧的创作问题。他说，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我们的题材广阔得很，现代写1000部，近代写1000部，古代写1000部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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