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转轨，是以一轮新的经济调整为前提的。在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调整吗？中央决策层一直争论不断。调整是在争论中困难地推进的。这次经济调整，使中国大规模引进的步伐推迟了几年，但它舒缓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性危机。与60年代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相联系的，它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轨。
陈云质疑大引进计划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从决策层到理论界，普遍有一种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急切心情。 中国经济事实上存在着的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和潜在危机被广泛忽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这种恢复性增长使许多人以为，组织“新跃进”的时机到了。1977年编制十年规划时，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粮食、6000万吨的高指标，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港口等等过高计划。这个十年规划在1977年中共十大提出，并在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李先念主持，华国锋到会讲话十几次，邓小平也到会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国高层酝酿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但求成过急。在会上，华国锋提出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金是邓小平提的。 9月9日，李先念作总结报告，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会上议论风生，热气很高，很多人谈得眉飞色舞。少数人有不同看法，但不好说话。陈云对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专门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了国外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 7月21日，陈云向主持国务院务虚会的李先念提出，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他又向谷牧提出，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 显然，陈云的提醒没有引起重视。国务院务虚会虽然不是决策会议，但影响很大。会后，国务院就批准了国家计委修改后的十年规划。国务院多次讨论，加快了引进协议的谈判和签订进程。
11月-12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位负责人发言说，发展经济要搞财政赤字，提出“赤字无害论”，认为资本主义历史就是通货膨胀历史，要发展经济就避免不了通货膨胀。陈云十分不赞成这个观点。他说，用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 连续说了三个“我害怕”。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就经济问题提出五点意见。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革命，必须既积极又稳重。针对党内普遍要求快的情绪，陈云提醒大家要清醒看到内外条件的不同。他说，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陈云主张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象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陈云提出，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他主张材料如有缺口，不论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陈云的这个发言，实际上正式向中央提出经济要调整的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的地位迅速上升，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他关于财经方面的意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所反映。公报指出，必须在几年中认真解决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然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解决政治和历史问题，调整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在会上广泛讨论，也没有落实到计划中。公报仍然原则肯定：“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是积极可行的”。 在这个计划中，在财力物力上都留下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1500万吨，钢材、木材、水泥供应满足不了450亿元基建投资的需要，有50亿元财政收入指标地方不接受，要由财政部背起来。外汇收支差额达98亿美元，打算借用外资高达100亿美元。
1979年1月1日，李先念请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汪东兴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这份材料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还在留缺口。陈云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 1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这时，邓小平听进了陈云的意见。暂时搁置了几年内引进800亿美金的想法，转而支持调整。由于有邓小平的支持，陈云的意见得以形成为决策。〈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没有发出。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调整1979年计划，
然而，从跃跃欲试准备“新跃进”，突然转到调整轨道，对决策层来说转弯很陡。在国务院领导层，陈云的意见引起了很大争论。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在1979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鹤寿、吴波两人发言支持陈云的意见，王鹤寿集中谈到大跃进以钢为纲的历史教训，吴波尖锐批评了1978年的急于求成。他算了一个账，认为1978年的大计划在财政上不可行，吴波的发言实际上是把他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不好讲的话在中纪委会上讲了。在国务院副总理中，除李先念外，谷牧思想转变最快。但余秋里 、康世康 则持不同意见，对十年规划和大引进计划都十份留恋，为此与谷牧发生了严重分歧，几个副总理“吵了一架”。在余秋里看来，十年规划和大引进计划是大家一起定下来的，为什么转得这么快？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李先念为财经领导层的不和十分不安。他将王鹤寿、吴波两人在中纪委会上的发言批给余秋里、谷牧、康世恩，并给3人写了一封信。强调说（大意），国家把这么重的责任放在我们身上，当前面临的任务这么重，我们应该加强团结。实际上主要是做余、康的思想转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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