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权利角度；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思想渊源
[摘 要]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是关于国际社会弱势群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正当权利、追求国际社会正义和人类进步的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从权利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近代西方永久和平思想与民权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等因素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是关于国际社会弱势群体(包括阶级、民族、国家)为争取和维护自身正当权利、追求国际社会正义和人类进步的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主要包括国际政治时代论、力量对比论、秩序论和战略论等内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典型的政治家的国际政治理论，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以往，学术界常常泛泛地讲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缺乏具体的总结和分析。本文试从权利的角度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近代西方永久和平思想与民权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等方面，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产生的思想渊源进行探讨。
一 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
中国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1](p413)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到毛泽东思想的方方面面，就其国际政治理论而言，目前国内学术界的观点有：1.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大同理想。大同思想出自《礼记》礼运篇，表述了古代中国人对一种和平宁静的世界的追求。[2](p133)毛泽东认为未来的世界应该是建立“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的“大同世界”。[3](p18)他早年读《礼记·礼运篇》和康有为《大同书》，给他晚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最初的基础。[1](p413)2.毛泽东的反帝反霸思想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造反精神。毛泽东讲的“多一点困难算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与老子讲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哲学思想就有共同性。[2](p18)3.毛泽东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合纵连横的外交策略思想。如远交近攻思想等。在改善对美关系时，毛泽东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述过“远交近攻”这样的观点。[2](p134)4.认为毛泽东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一些思想运用到国际政治斗争中。如，毛泽东从《明史》中找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将其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此作为加强三线建设对付现代核战争的方针；[1](p339)中国古代“一匡天下”、“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等思想是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来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君子和而不同”与毛泽东提倡的和平共处思想相近。
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从中国文化中吸收的东西还能找出来很多。从权利的角度讲，古代中国建立在“从道不从势”基础上的“民本”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中民族自决、人类解放以及反帝、反霸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中，“道”是一种终极性的价值理念。从价值理念上来讲，“士志于道”，闻道、从道、守道、弘道，乃至殉道，是儒者的天职所在，是儒者社会价值的最高体现。这种价值理念反映到政治生活中，便是要求政治权力(势)的运作必须接受“道”的导引和规范。
“道”体现的是一种合理的人间秩序，同时，“道”有正邪之分，有王霸之别。“以民为本”，作为仁政王道的核心，始终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而“得民心者得天下”之类的观念，更是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根本的价值信念之一，以至于任何一个现存秩序的挑战者，为了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都必然要打出“顺乎民意”，“替天行道”的旗帜以“独行其道”。为此，以守道为职志的志士仁人，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就不能不肩负起“以道易天下”的悲剧性的历史使命。“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与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本着这样一种坚毅执著的理想主义信念，古代一些优秀知识分子高扬“民本”旗帜，同昏庸之“势”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演出了一幕幕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壮的历史活剧，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从道不从势，为坚守“民本”之道，不惜以身殉道的光荣传统。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毛泽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坚守民本之道的精神传统。无论作为一个无道之势的反抗者，还是作为热切探寻“人间正道”的执政者，贯穿毛泽东全部政治实践的一个核心政治理念，就是始终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说话，始终以解除民众的苦难作为自己肩负的政治使命，构成了毛泽东价值情怀的核心。毛泽东终其一生始终站在平民立场上，为平民的解放事业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的价值情感与立场。1919年，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他曾提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他疾呼：“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4](p294)这一伟大的精神传统为毛泽东塑造自己的思想性格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信奉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开始运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结合自己的实践探索，去构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5](p3~31)在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中，他坚持站在国际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上，为了维护国际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提出争取民族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以及反帝、反霸斗争的思想，都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中由“道”而来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充分体现。
二 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
毛泽东对世界的最初了解也是通过读西方的有关著作得来的。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讲到他青年时代读书的情况：除了读中国古代的经书以外，16岁时，还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6](p26)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时，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6](p37)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7](p440)从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看，卢梭和康德的思想对他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比较大。
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提出的天赋人权思想、人民主权思想、大众民主思想以及国际关系“强者法则”和“国际势力均衡观念”等，都是近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汲取思想营养的一支重要的管道。[8](17~18)而与卢梭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康德所著的《永久和平论》，表达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要见解。共和政体，自由国家联盟，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构成了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而人类根绝战争的充分条件是：人类向善的法则，自然演进的法则，政治与道德合一的法则。在康德看来，正是人作为类的规避邪恶的本性，使有利于利益和权力而交恶的人们及国家之间最终会建立起符合进步的自然法则的一种安排。
在毛泽东的国际政治理论中，战争与和平也是一个主要的论题，从维护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出发，他对世界的“永久和平”曾一度充满希望。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人类一经消灭资本主义，便达到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6](p9~10)此时，毛泽东对永久和平充满着向往。不难推想，卢梭和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苏美两国为首的东西方冷战愈演愈烈，毛泽东改变了永久和平的思想，提出了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但在谈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时，毛泽东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害怕世界战争会导致自己的灭亡，所以就不敢轻易地发动新的世界战争。这一思想与康德提出的人类规避邪恶的本性不无相通之处。然而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激烈形势，晚年毛泽东不再相信“永久和平”了。1974年他接见外宾时明确讲“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很危险……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9](p417)
不仅如此，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对毛泽东关于民族自决和国家独立自主、不许他人干涉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三条理由，其中一条理由是：民族自决是世界发展中的趋势，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一文中，他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骗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觉醒了”。[4](p504)青年毛泽东因为痛恨北洋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就曾经设想让湖南独立，建立湖南共和国，他的这一思想虽然很幼稚甚至是错误的，但是从他对民族自决的分析和理解来看，人民主权的思想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
三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毛泽东国际政治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最根本的思想来源，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国际政治理论是其最直接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用唯物史观揭示了国际社会演变发展的规律，并于1857年和1864年开始使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概念。其国际政治理论的内容主要有：1.国际社会是一个体系。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0](p276)，同时“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p277)从此，民族国家开始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11](p308)。2.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国际社会“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10](p241)，充当了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在资产阶级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0](p273)。3.争霸和侵略战争是“国际政治的秘密”。工人阶级应当首先反对称霸欧洲的反动堡垒———沙皇俄国，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2](p607)。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在于最终“根绝一切战争”，用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去取代旧制度的血腥而又怯懦的政策，而且要诞生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11](p19)。
列宁的国际政治理论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国际社会演变和发展的规律。其主要内容有：1.国际社会已从欧洲资本主义体系演变为帝国主义“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13](p327)。各个阶级，各个民族，“不仅生活在单个的国家中，而且生活在一定的国家体系中。”[14](p523)2.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即帝国主义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即殖民地民族。他们超越两大国际性阶级成为国际政治最主要的行为体。两大国际性阶级的活动虽然存在，但随帝国主义的出世而分化，被融合于两类世界性民族之内。帝国主义造就了国内外两个对立面，“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15](p322)，“把小国卷进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漩涡”[16](p96)。3.战争与革命是世界的主题。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根植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用来解决国际矛盾的方法，是不可避免的。
帝国主义的和平，或“民主的”和平，只不过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13](p431)，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人民群众“摆脱战争惨祸的惟一途径就是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13](p46)。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4.两种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原则是和平、和平共处和做生意。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后，世界政治的“焦点”发生两次大的转变：一是“从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的转变”[16](p341)，二是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苏俄的战争向两制国家的“均势”的转变，最终造成了“世界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局面”[17](p1)。苏俄要珍惜两制国家间的均势和平，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和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使两制国家“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18](p15)。
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国际政治论继承和创新的结果。他从人类彻底解放的角度全面继承了列宁关于现时代发展方向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断，在继承列宁的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也是时代的主题的论断；他根据国际社会中两大阶级和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权利、权力和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接受了斯大林“两大阵营”的国际政治力量划分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中间地带”在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反霸斗争的实践中从理论上向两大阵营论和由此而形成的两极格局发出挑战，最后形成“三个世界”力量划分的论断，从而指明了国际政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发展的趋势；毛泽东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权利出发，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国家平等原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本准则；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是毛泽东国际政治战略的目标，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国家力量是毛泽东国际政治战略的根本方针，建立广泛的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及开展人民外交是毛泽东国际政治战略的主要手段。
毛泽东生活在一个西方列强运用武力和国际垄断资本以及超级大国强力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激烈碰撞，毛泽东选择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和近代西方思想家卢梭和康德的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国际政治学说，在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以权利为本的国际政治理论。
《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作者
参考文献：
[1]李锐.毛泽东与儒墨道佛教[A].李锐文集卷二：毛泽东的晚年悲剧[C].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2]叶自成.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A].梁守德主编.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新现象[C].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3]牛军.毛泽东外交战略的起源[A].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政治战略思想[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4]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5]何显明.超越与回归：毛泽东的心路历程[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6]斯诺.毛泽东自述[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年.
[7]毛泽东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8]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列宁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5]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6]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7]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8]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王延庆)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