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卷宗中其它文件分析，外交部在收到这份呈文后，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卷宗中藏有一系列的“急密”便笺，如：“四月十四日下午五时五十分电话询新华社，据黄佐良回答，黄作梅同志即由港新华社其他回国同志已赴东北参观去了，须若干天才回北京。”“我在港新华社即已于口头抗议，对方已道歉并表示保证，还是看看事实上是否改好再说。目前不再提口头抗议。”
在一系列的调查工作后，外交部欧非司负责人员于1953年4月15日签发了《英警在香港数次连续留难我外交人员应否相英抗议》文件，这份文件上标有“绝密”字样。
（一）情由节略：（根据穗处交字第二七四号函及发宦一四零、一五八号电）
（1）二月十四日我驻印大使馆二等秘书裴默农陪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六人由印经星飞港，机场英海关以行李卡缚错为藉口，要检查全部行李，经我坚拒，英方始允不检查裴的行李，但对持有官员护照之西藏军区官员行李，却反复检查，机场警察并趋前查问张国华所乘坐之汽车。
（2）二月十七日我外交信使胡洪范及单达忻由深圳过境赴港罗湖桥上英警不让他们过去，又故意留难不予盖章，拖延达两个多钟头，始将护照盖章。
以上两事发生后，新华社同志曾向香港英政府政治部主任提出口头抗议，英方诡辩狡赖。
（3）我西藏致敬团团员四人及翻译一人于三月十九日由广州赴港抵深圳后罗湖站英籍帮办又将护照搁在一旁，喝酒，拖延两小时，始将护照盖印。
此事发生后，我新华社又以电话向英方政治部抗议。
（4）三月三十一日又发生对吴坤、张逸人入港的留难，亦以用打电话到港、喝酒、漫骂等方式拖延二小时，才放行。
次日，新华社派唐载之去港政治部交涉抗议，指出他们连续三次对我外交人员为难，是上下一致。该部主任答应调查，次日答复，谓：“当日入港中国人多，英警忙乱，故延误；英警态度不够好，我外交人员亦不够礼貌，以后不会有类似事件发生。”
四月九日香港警司麦景陶请港新华社唐载之到政治部谈话，主要谈及此类不愉快事件，麦称：“我对此表示道歉，我已通知下级，凡有你们外交人员过境，我保证他们一定顺利过境”。
（二）我们意见：
英方所已连续留难，最后道歉了事，似是与今年我们处理英谈判代表处出入境人员有连带关系。今年以来英方长久即已申请入境的有邓霍姆、贺斯金、蒲乐思、寇恩师、柯璧似等等，在今年三月起我们才逐个批准；而申请出境的有顾克柔夫妇、包士敦夫妇、德尔薄、庄时登等人，不知在出境时我方检查人员如何执行任务（按：此着重线为原件批示，另有批示：向海关及公安部查证）。故这些连续留难我外交人员的事件，可能是英方采取报复手段所致。但麦景陶四月九日道歉并空言‘保证’，又似将问题缓和化。因此，我们认为可不必由外交部再提出抗议，因新华社在港同志的口头抗议已初步有了反应。
另一考虑是，我们东南亚使馆人员及信使常欲往来路经香港，英方屡次留难拖延实违背国际礼遇的惯例，不论对方是否出于报复心理我们理应召英谈判代表处人员来部，由签证处首长予以口头上的抗议，以免英方变本加厉。
以上孰为妥当，请示。
从该档案卷宗内其它文件看，此事中英双方均未继续对此事进行交涉。此事至此告一段落。
（文章出处：《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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