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事件，长期以来引起学者的持久探讨。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和中国相关史料的不断出版，学术界对中苏分裂的缘起和进程的研究不断深入，不仅从宏观的视野论及中苏分裂，而且还关注于其中个案的分析。在相关的研究中，学者们所强调和关注的因素有所不同。西方学者强调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对中苏分裂的影响，强调毛泽东对国内政治问题优先考虑的根本变化，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 学者们还试图解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性在中苏分裂进程中的作用。 同时一些学者指出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外交政策变化及其同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分歧，导致中苏从同盟走向敌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中（不论是早期的研究还是依据苏联新近解密的档案写成的论著），都涉及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在中苏关系的演进中，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相当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陆续出版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对重新认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基本战略考虑，对重新解释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演进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对重新解释苏联政策变化的动因以及此种变化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都提供了可资深入研究的史料基础，并由此研究认识到国家利益在中苏关系破裂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基本战略考虑
美国现已解密的档案文献清楚地显示，在危机和战争中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是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50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直接的和赤裸裸的核威胁。当年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结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担心新中国将面临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的主要进攻方向，在西线是德国，在东线是从海上来，就是中国。 对此中国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美国海空军先进的技术兵器和战术核武器攻击的威胁，中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是难以防御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苏联在维护安全方面承担义务，尽管中国有可能要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同时，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和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最佳的乃至唯一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中苏关系发展的事实表明，正是中国发展原子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等先进武器的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上同苏联关系的演进，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直至破裂的重要起因之一。
在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之后，中国开始高度重视核武器的发展，并将发展核武器界定为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国家军事战略做了相当大的调整，确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而建立有限的核打击力量则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战略力量，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毛泽东曾经说：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其次是未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看不起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因此中国“应该有原子弹，并尽快发展氢弹”。 毛泽东1958年6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以。”
从上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战略考虑，大致可以看出中国对待核战争和核武器的基本立场，那就是中国不怕核战争，但同时必须拥有核武器，这个政策立场一直贯穿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进程之中。对此，周恩来在1958年4月指出，现在世界上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扩大起来。人民不仅要赢得战争，而且要赢得和平。中国人民历经战争的磨难，但没有产生对战争的不健康心理。“认为原子战争可以毁灭一切的看法是错误的。如果这样，帝国主义自己也毁灭，那它就不敢发动战争，帝国主义没有很大把握不敢冒险。社会主义要加强力量，加强建设，力量愈大，帝国主义愈不敢发动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冷战，用原子弹吓人。“我们则动员人民反对冷战，反对原子威胁，同时不怕冷战，不怕原子威胁。要用斗争的方式动员人民，争取同盟者，甚至英、法等间接同盟者。要用更多的核武器来禁止核武器的试验、生产和使用”。 中国领导人还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所坚持的就是实力地位，跟帝国主义接壤的国家更应增强武装力量，特别是科学发达的国家更应该加强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来保证世界和平是不可靠的。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大家都有核武器，保卫和平的可能性就更大，而且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 同时中国领导人还认为，苏联强大的军事能力，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务问题。 因此对中国来说，“现在进行国防工业建设，重要的是把最新的武器，如导弹、氢弹、无线电操作等搞起来，一旦战争发生可以解决些问题”。 所以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导弹，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要抓紧尖端武器的工业，丝毫不容懈怠”。
因此，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以发展核武器为核心的原子能的研究和利用，特别强调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对巩固国防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资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景……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在一起，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钱三强、李四光有关发展核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当时说：“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会上决定从各方面努力把这一工作开展起来。 2月18日，彭德怀就1954年的军事工作向毛泽东呈送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了“要逐步研究和争取生产核子武器”。
为了尽快开展原子能的研究，尽早掌握核武器，中国首先成立中央一级的领导机构，并设立相应的科研部门，以统筹、指导和规划中国的核工业。1956年4月11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统一和有计划地领导利用原子能的工业和发展航空工业，拟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主任为陈云，副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主任聂荣臻，副主任黄克诚、赵尔陆。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 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他指出：导弹研究工业应当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五局）和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所）。 7月28日，周恩来将中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与发展问题，再次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原子能工业的建设速度和投资问题、技术干部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应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成立原子能工业部等提出具体建议。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任命宋任穷为部长、刘杰为副部长。
在中国发展原子弹的最初进程中，军方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现有的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军方当时要求发展核武器的心情是极为迫切的，极力主张建立中国自己的核战略力量。1954年9月9日，彭德怀同刘伯承率军事代表团，应邀赴苏联参观原子弹实爆的军事演习。在演习总结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把一个精美的包装盒赠送彭德怀，内中装有飞行员投原子弹的金钥匙。会后代表团的成员们争相传看，陈赓说：“光给一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啥用？”彭德怀说：“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咱们还是自己干吧！” 在1956年3月6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作了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其中专题讲到“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尚不能生产的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其他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为开展此项工作，我军的军械部门和各技术兵种必须逐渐建立自己的军事技术研究机构。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的研究机构”。 同年4月12日，聂荣臻审改了《关于12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划提出意见，其中强调，在热核子应用方面，应与原子能和平利用相结合，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的研究。这份规划，后来成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组成部分。
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战略方针已经确定，如何尽快地获得这些尖端的武器，是中国领导人急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时的背景下，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关于这一考虑，1956年4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12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特别强调要进行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有关国际合作问题，其中提到，“应取得苏军的军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对我军的科学研究工作予以全面的协助，建议我军争取在最近航空、导弹代表团赴苏谈判时将此事向苏方提出，即进行全面合作，正式建立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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