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学界一般把战后美国反弹道导弹（ABM）防御体系的部署计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约翰逊及尼克松政府的“哨兵”及“卫兵”部署计划；第二个时期是八十年代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第三个时期是从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迄至今日小布什政府的TMD和NMD部署计划。中国作为世界核大国之一，无论美国为部署ABM而宣称的官方目标为何，都会对中国的核威慑力产生潜在影响，因此美国的ABM部署计划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对于后两次美国ABM部署计划，国内学者有深入探讨[②]，然而对于与中国紧密相关的美国早期ABM部署计划，国内尚缺乏研究。本文试以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时期的解密文件为依据，对这一时期中国战略核武器的发展及其与美国ABM部署计划的内在关系作以简析。

一、约翰逊政府时期中国战略核武器发展与美国ABM部署争议　

　　早在1964年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CS）就对中国战略核力量发展做出评估，认为“中共给予核武器和导弹发展以极高的优先度。第一枚钚装置的最早可能试验日期据信是在1964年早期，但也可能推迟到1964年晚期或1965年。……中共或许集中于一个基于苏联设计的中程弹道导弹。最早部署日期据信会在1967年。”[③]约翰逊政府一直倾向于认为“中国人比苏联人更不计后果”。[1]在1964年4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同蒋介石的一次会谈中，腊斯克提到美国不愿冒发动一场可能毁灭人类的总体战的危险，蒋介石认为苏联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腊斯克回答说，“赫鲁晓夫认识到了，但毛泽东没有认识到”。[2]^(Doc.27)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核装置，有苏联发展核武器直追美国的前车之鉴，再加上美国对于中国“不理智”的预想，美国国内要求政府尽早出台安全对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其时，美国自五十年代一直发展研制的奈基－X（Nike-X）系统恰好在技术上达到了可以有限部署的阶段，因此遏止中国就与部署ABM直接联系起来。不久，美国陆军部和贝尔试验室（Army-BTL）联合提出制造和部署一个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以反对预期中的导弹威胁，特别是中国洲际弹道导弹(ICBM)能力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JCS和国会的大力支持。

　　1965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的情报组织和国家安全局就“对美国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某些反应”这一主题进行评估，评估是建立在美国“将在几年内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的假设之上的，这种部署有两个选择，选择之一是针对轻度的、简单的弹道导弹袭击的防御，选择之二是针对“实质上的、但不完全的苏联战略导弹袭击的防御”。[3]^(Doc.94)这两种选择的差异体现在防御武器的部署密度上，因此，前者称为针对中国的“薄”体系，后者为针对苏联的“厚”体系。几乎同时，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就Army-BTL建议展开调查，PSAC认为，“正在出现的中国核能力对美国和世界安全构成的威胁是极其严重的，这一点大家有公认”，但“部署BMD的决定有着深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后果，从长期来看，对美国十分不利”。PASC提出的顾虑有（1）苏联会对这一部署做出反应，加强自己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发展，而相应地美国也要对此做出反应，这无疑会导致螺旋上升式的军备竞赛；（2）欧亚盟友会认为我们正抛弃它们而建立一个“堡垒美国”，并且会使我们面对帮助盟友获得类似体系的要求；（3）会有人置疑我们使用巨额防御费用应付相对弱小的中国威胁，与此同时对一个强大的敌人苏联却没有这么做；（4）部署会提高中国的威望并可能使中国以后的战略核武器发展有的放矢。[4]^(Doc.1)因此，PSAC建议只对ABM继续进行研发，暂时不做出部署决定。

　　PSAC的观点得到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大力赞助。麦克纳马拉也主张暂不部署ABM，他的理由是“目前可行的技术中没有系统或系统的组合使我们可能期望使美国在面对苏联的第一次打击时伤亡在千万之下”，而“尽管我们能设计一个ABM防御，它在应对诸如中共能在七十年代晚期某个时刻发展起来的一个小型进攻方面具有高度有效性，我们也能安全地推迟至少一年再做出制造和部署决定。”^{[3] (Doc.103)}这样，部署ABM的风潮暂时平缓下来。

　　1966年10月27日，中国向全世界自豪地宣布“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5]至此，中国在两年内成功完成三次核试验，[④]并拥有了自己的导弹核武器;11月，美国发现苏联正在莫斯科附近部署“橡皮套鞋”（Galosh）反导系统，这使得美国国内要求部署ABM的舆论再次高涨。此前，国会一直没有停止推动政府部署ABM的努力，甚至为ABM提供了1亿6千5百万美元的投资，可是当政府询问他们想怎样时，国会却回答不知道，“他们只是想往这个方向上推进”。^[3](Doc.150)在此形势下，约翰逊召集麦克纳马拉和JCS的将军们在德克萨斯的奥斯汀（Austin）举行会议，会上JCS坚持进行针对苏联的全面部署，但麦克纳马拉认为，如果迫于国内政治压力一定要部署一个ABM体系的话，它只能具备四点有限的能力：1.保护我们的进攻力量，主要是民兵导弹（Minutemen）；2.在1975-85的时间框架下保护我们免于中共ICBM攻击的能力；3.防御某一突发性的导弹袭击；4.防止苏联小型的讹诈袭击。^[3](Doc.150)这实际上就是上面提到的两个部署选择中的“薄”防御体系。在以后的讨论中，国防部重新调整排序，把“防御共产党中国的导弹攻击”这一战略目标放在了首位。^[3](Doc.155)而麦克纳马拉反对包括“保护城市免于大型苏联导弹进攻”在内的全面部署，主要是想在达到遏止中国战略核力量之目的并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的同时避免美苏军备竞赛升级。

　　1966年12月，麦克纳马拉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再次表达了对中国战略核力量发展的担心，“中共明显地正以极高的优先性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基于当前的证据，很可能他们可以在1967年年底之前发射一个天基或远程弹道导弹。中国正把目标确定在于1969年获得ICBM的最初的可操作能力（IOC）”，由于ABM从开始部署到获得实战能力需要几年时间，因此“这对美国的威胁是十分紧迫的……现在部署一个‘薄’Nike-X体系是谨慎的。”^[3](Doc.160)麦克纳马拉用来说服约翰逊的另一个理由是，可以用一个“薄”系统推动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3](Doc.166)

　　到1967年8月，虽然美国政府内仍有反对部署的声音，但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已做出部署决定。实际上麦克纳马拉的意见占据上风也得益于其上有主张全面部署的JCS，其下有反对部署的总统科学顾问们，而在美国政府内部的政策讨论中，通常中间意见受到的阻力最小。9月18日，麦克纳马拉宣布美国政府决定部署“哨兵”（Sentinel）防御体系，并指出这一体系主要地是设计来防御来自“第N个国家的威胁”，特别是中国正在研制的那种不先进的ICBM威胁。[6]^(PP.16-25)

二、尼克松政府时期中国战略核武器发展与美国ABM部署争议

　　尼克松任期内，美国部署ABM的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变化。首先，美国国会由部署ABM的积极推动者变成了坚决反对者；其次，苏联由军控谈判的消极接受者变成积极促进者；最后，美中苏三角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些都导致美国ABM部署计划的异变。

　　尼克松上台后，立即宣布终止“哨兵”部署，将这一计划置于新政府的复查之下。1969年3月，国防部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哨兵’计划”，即“卫兵”（Safeguard）。“卫兵”计划从开始提出就缺少“哨兵”的务实精神，它的预警雷达和防御导弹的配置比“哨兵”还要稀薄，却提出了一个远高于“哨兵”的战略目标，即1.提供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地区防御；2.为国家指挥机构（NCA，指华盛顿）提供针对中等重型苏联进攻的防御；3.保护陆基进攻性武器“民兵”导弹，以保证遭受第一次打击后的报复能力。^[4](Doc.4)国防部很清楚这个“薄”的地区防御系统“不能提供针对苏联的有重要意义的保护，只能有限地防御一个先进的中国威胁”，但仍想“通过使ABM部署与中国威胁相联，获得这一体系进一步增长的理论基础”。^[4](Doc.4)

　　基辛格赞同“卫兵”计划的主要原因是以其同苏联谈判，即“用我们愿意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来换取苏联愿意限制进攻性武器”，但他也承认“有出现一次突发性袭击的可能性或将有更多国家掌握核能力的前景，中国只是第一个可能的国家；别的国家还会跟上来。如果没有任何防御，一次偶然的发射可以造成巨大的损害，甚至一个核小国也能够讹诈美国。”[7]^(P.272)在他的推动下，尼克松在1969年3月14日宣布“卫兵”的部署决定时，也宣布了下列部署目标：1.保护我们的陆基报复能力以反对苏联的直接袭击；2.保护美国公民免受共产党中国十年内可能发展起来的那种核攻击；3.防御来自任何方向的突袭的可能性。尼克松尤其强调“通过这一体系，有可能使美国在面临七十年代中国核袭击或任何来源的突袭时，伤亡降至最低限”，^[4](Doc.20)可见在尼克松心目中，利用“卫兵”来抵御中国战略核武器仍占有相当高的战略地位。

　　“卫兵”的设计理念受到来自政府内外的严重批评。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在1970年1月的分析报告中指出，部署“卫兵”对“民兵”导弹的生存能力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它还建议用陆军的ABMDA取代“卫兵”。基辛格对PSAC的一针见血十分恼怒，在文件的空白处手写道，“我们必须把PSAC赶出战略决策圈”。^[4](Doc.6)与此同时，“卫兵”的主要承包商BTL也对这一体系的有效性提出怀疑，并决定在完成“卫兵”的第二阶段部署后就结束其与政府间的ABM业务。BTL的主要担心是“一个简单的中国突防能力就会使区域防御变得毫无意义，”而“如果中国已拥有了制造ICBM的技术能力的话，他们制造这样一种突防辅助能力不会有太大困难”。^[4](Doc.10)

　　“卫兵”更受到国会的歧视性待遇。约翰逊执政末期就出现的反越战、压缩军费、同苏联进行军控谈判的国内情绪到尼克松时期胀到饱和。“卫兵”所谓针对苏联的防御目标因为技术上无法达到而根本是个假目标，可以真正实现部署并发生效用的是保护“民兵”导弹的局部防御（local defense）部分和针对中国的区域防御（area defense）部分。然而，在8月6日参议院就“卫兵”展开的第一轮拨款表决中，ABM就险些遭遇了滑铁卢，在惊险的表决中，副总统阿格纽以决定性的一票使国会批准了ABM的拨款。可是到1970年，“区域防御”也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可操作目标，因为国会只为防御“民兵”的一些发射场提供资金，并且到1972年为止，国会只授权大福克斯和马姆斯特罗姆（Malmstrom）两个“民兵”发射场的防御部署，拒绝了其它的部署要求（最初计划部署十二个场地）。^[4](Doc.10)

　　面对政府内外对“卫兵”的批评，尼克松政府开始论证继续部署ABM的合理性。1970年1月，基辛格的项目分析助手劳伦斯·林恩替他准备的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分析道，ABM物有所值，一方面，继续部署可以加强美国在SALT中的谈判力度，另一方面，“卫兵”系统确实可以防御事故性的、未经授权的苏联导弹袭击和蓄谋的第一代中国ICBM的攻击，此外，区域防御体系“可以为我们的亚洲政策提供灵活性”。^[4](Doc.7)林恩没有具体解释ABM怎样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灵活性，五天后在助理国务卿施皮尔斯给国务卿罗杰斯的备忘录中却详细阐释了这一观点。施皮尔斯是部署针对中国的“区域防御”体系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美国在欧洲有30万的美国军队作“人质”从而给予欧洲国家美国军事承诺的可信性，但在后越战时代的亚洲却并非如此，面对中国的核威胁，“美国对亚洲的军事承诺非常脆弱”。有趣的是，施皮尔斯的推理过程与约翰逊政府时期恰好相反。如前所述，约翰逊政府曾担心ABM会使欧亚盟友认为美国正建立一个“堡垒美国”而抛弃他们，施皮尔斯却认为通过建立ABM防御体系抵消中国ICBM构成的威胁，将“为这一地区的外交提供政治上合意的基础结构”。^[4](Doc.8)当然，施皮尔斯也认为防御中国导弹能力的利益应与美苏军控谈判的利益比照权衡。

　　早在约翰逊时期，美国就力图使苏联坐到谈判桌前，这一努力到1968年初才见成效，其时苏联同意与美国就军控谈判协商峰会的时间和地点，然而随着苏联出兵捷克，这一点进展风流云散。[8]^(P.3)到尼克松时期，苏联转而成为谈判的积极推进方，从1969年11月起，美苏开始SALT预备会谈，其中包括对部署ABM的限制。1970年4月SALT进入正式谈判之前，NSC的核查小组（Verification Panel）就ABM与谈判的相关问题进行复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了确保美国的战略充分性是否不应把针对中国的区域防御列入ABM谈判的内容。核查小组认为尼克松总统已向亚洲盟友保证美国的核盾牌会延及它们，而“核盾牌的可信性和维持一个满意的亚洲权力平衡会通过‘卫兵’区域防御得以增强”，“中国以美国城市为‘人质’干扰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的利益会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冒险主义倾向，增强不稳定性和亚洲的核扩散”，因此，核查小组的结论是“我们应坚持任何SALT协议都要允许我们保留‘卫兵’的区域体系以防御中国ICBM的威胁”。^[4](Doc.9)

　　最初尼克松和基辛格并未认真看待同苏联达成限制ABM协议的可能性，然而其后形势的发展却使针对中国的区域防御最终成为反导条约的“牺牲品”：首先，美国国内的政治情绪推动政府就全面军控达成协议；其次，国会对ABM的反对和经费紧缩，使得“卫兵”的理论基础，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区域防御”部分早已名存实亡；最后，正如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所说，美国的战略理论在1969年发生了一次大调整，“我们是真的要改善同它（中国）的关系了”。^[7](P.287)而在林恩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也提到，“当我们正试图在不使亚洲恐慌的情况下与中国公开对话时，太多强调中国威胁，将其作为区域防御部分的理论基础将为我们同中国、同亚洲盟友的关系造成麻烦。”^[4](Doc.7)

三、美国政府用ABM遏止中国战略核力量的理论基础

　　早期美国政府的两个ABM部署计划都以中国正在出现的战略核力量作为假想敌，对此，中美学术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即认为美国是为回应苏联的ABM部署计划而做出了自己的部署决定，“尽管官方上它是一个针对正在出现的中国弹道导弹威胁的防御”，[10]^(P19)也就是说，认为“哨兵”和“卫兵”根本就不是针对中国的，所谓中国导弹威胁不过是个幌子。提出这种说法的根据大致有三：其一，认为“当时中国刚刚进行了首次核爆炸试验,还没有能打到美国的导弹”。[11]其二，认为是“美国国防部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台阶下来解释从原来反对到赞成部署的原因，故意把此举说成是为了保护美国城市免受刚刚起步的中国导弹的威胁，而不是用来对付苏联的导弹威胁”。[12]^(P50)其三是从结果来看，ABM由于美苏反导条约的生效而未能克终，这似乎反证了反导条约是ABM存在的唯一原因。

　　应该说，回应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发展和ABM部署确实是美国政府做出部署本国ABM的原因之一，而同苏联达到“防御战略平衡”和迫使其进行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也是美国部署ABM的强大动力，但如文章前两部分所述，美国政府在部署ABM决策中对中国战略核武器发展的考虑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说，约翰逊政府的“哨兵”计划主要地是针对中国的[⑤]，而尼克松政府的“卫兵”决策中也渗透着极大的中国成份。另外，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当时的ABM技术根本无法克服苏联强大的进攻性力量，仅对中国七十年代可能发展起来的战略核力量有“高度有效性”。

　　从核战略角度来说，美国政府用一个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