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满45周年了。自然，同这一日期相关联的任务首先是总结它已走过的即使按历史的尺度来衡量也不算短的历程。而展望一下这个伟大国家的明天，这种愿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因为整个人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的。
然而，从了解今日中国的状况和预测它的发展前景这两个目的出发，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它起步的条件和形势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些条件和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内外政策的基本方向。毕竟现代中国形成之渊源始于此。
今天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哪些因素保障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党所建立的制度的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和靠了什么才经受住了建国之初的所有考验，当时它经受了数不清的国内困难，连续击退了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势力的多次攻击，当时它成了世界强国美国敌视政策的直接目标。
在我国研究中国问题文献中，没有专门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时期的著作，尽管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在某些著名的综合性著作和一些文章中有所反映，但由于各种原因，暂时还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现在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对外政策档案的开放使这一工作的原始资料得以丰富，使我国以及国外文献中对这一年代许多事件的评价得以补充甚至校正。
撰写本文所依据的这些档案材料，其价值在于，它使我们对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他们所掌握的或他们认为需要向苏联领导通报的那些材料有了认识。当然在评价这些材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意见和论断时需要考虑到它们主要散见于苏联驻华工作人员的座谈纪要和通讯中。
中共：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
历史表明，巩固政权通常要比夺取政权难得多。自然，这里指的不是一般的巩固政权，而是指实现夺取政权时所宣布的社会经济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中共所面临的还是这样的任务。档案文件为分析那些决定中共胜利以及新中国建立和巩固的诸种因素——客观的和主观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等等因素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也非常清楚，假若没有必要的客观前提，中共就不可能掌握住政权和向它确定的目标迈出一步。除下利因素外，当时国内还存在于中共有利的因素，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夭折了。主观因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有许多事情只是依赖选择了正确的策略和作为社会进程主要引导和组织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方式方法的效力，依赖党的领导的智力水平和他们执行所定方针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才得以成功。档案材料反映出了这些因素，能使我们进一步看清这个国家发展的主要趋势。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发生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1950年1月21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中央书记的刘少奇，在同《真理报》记者奥莉加·契乔特金娜的谈话中，[1]在谈到新制度面临的形势时引用了以下数字：在国家经济中，现代工业的比重是10%，农业比重是90%。产业工人仅占总人口的3—4%，农民(主要成分是贫农)占总人口的70—80%。占总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全国70—80%的农业耕地。
刘少奇指出，进行土地改革是革命胜利和新政权取得农民支持的首要条件。在完成土改的地区，他说，农民分得2—5亩土地。尽管数量不多，农民却很满意，因为以前他们寸土未有。现在一个五口之家有10亩土地，足以保障生活之需要。如果说以前农民每天只能吃到25克大米，其余皆靠蔬菜充饥，那未现在他们每天可吃到50克纯净的大米了。也就是说，比以前多了一倍。70%的农民对土改是满意的。
刘少奇还分析了在中国特殊条件下中共对待地主、富农的特点。在谈到土改中地主、富农也应得到一份土地(像贫农一样)时，刘少奇解释说：地富不习惯劳动，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应分给他们好地，以便他们能够耕作。其实，这里搞了一点计谋，以便通过这种办法克服农民对自己过去压迫者的强烈敌视。刘少奇说，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我们告诉农民分给地主薄田，那农民干脆会一点儿土地也不分给他们；如果说分给他们好地，那至少得把薄田分给他们一点儿。
自然，这种立场的依据远非仁慈的考虑。但这种态度使中共得以使一大批敌视新政权的人不起坏作用。在中国，刘少奇说，有4700万地富。单是地主就有2000万人。比整个南斯拉夫人口还多。以前在苏区实验过不给地主土地，而富农也只给薄田。这种作法一点好作用也没起。这种做等于不给波兰和南斯拉夫两国加起来这样多的居民饭吃。
1950年8月28日，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谈话时，刘少奇说，1950年开春，由于在新解放区准备实行土改，形势骤然复杂起来。华中、华南、西南和华东的富农和地主都根据自己的想象等待土改的到来。他们把他们的土地、牲口和农具分给他们的亲戚，害怕收成被人夺走故意减少播种面积，停止出租土地，大批辞退雇工，使农村失业问题尖锐起来。中农持观望立场，计划生产够自己吃就行了。只是在1950年“五一”前夕刘少奇在北京积极分子大会上解释了中共中央当时通过的政策——土改不分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之后，形势才开始好转。这稳住了富裕的农民，他们召回雇工，开始积极准备播种。而热情支持土改的中农有了信心。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孤立地主的工作。他们在农村孤影相吊，被迫接受土改。[2]
中国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共产党人把民族资产阶级吸引到了自己这边来。1950年8月28日刘少奇在同苏联大使谈话时这样概述了这一政策。他说，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加入民主党派的代表，完全同西欧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不同。西欧资产阶级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获得了资本家固有的品性，因而它是工人阶级凶恶的敌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也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积累了出卖本国工人队级和人民利益的丰富经验，明显地变成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帮凶。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它是在封建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发展的，没完成它形成的过程。近20年来，它遭受了英、法、日和其他国家帝国主义掠夺者的压迫欺凌。今天民主界人士信任我们，他们看到，共产党努力使中国在各方面强大起来。他们最为满意的是，我们致力于巩固国防，进行武装力量建设。所有这些措施他们都支持。刘少奇提醒说，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全会发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同民主人士的合作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刘少奇还感谢斯大林“及时建议中共领导改善同城市和农村私人资本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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