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到民主党派的意义时，刘少奇强调，尽管这些党派不超过5万人，但起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即他们是中国社会中中共不能不重视的那些阶层的代表。[3]
新政府同工商界的合作远不是一下子就走上轨道的。正如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计划厅长罗耕漠于1951年2月5日同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弗拉基米罗夫座谈时指出的，这方面事情的根本好转是在1950年4月之后。当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调整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这表现在国家对双方都给予支持。这使在华东颇具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有了好转。如果说1950年4月之前，私人资本的代表坚信共产党在政治方面表现不错，在经济方面则无力应付，怎么也帮不了工商界的忙，而到下半年，私人资本方面则出现了活跃，申请恢复经营的企业数量逐增，私人银行不再关闭了。[4]
新政府的强大支柱是老解放区，首先是东北。那里相对地讲经济生活已经上了轨道，积累了社会经济改造的经验。东北工业产值1951年比1950年增长了24.1%，同时国有经济的比重达到了78.3%。东北高校数目增长了79%，中学增长了20.4%，在校学生人数分别增长了36%和21%。[5]1952年5月7日高岗在东北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在援引取得的成绩时指出，这些成绩“令人信服地显示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优势，雄辩地说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业的优势。”[6]
在新政权成立后的第一年里， 中国获得了少有的大丰收 。这对新政权的命运不无意义。1950年粮食总收获量比1949年增加166%。1951—1952年农业生产持续增长。粮食多得甚至出了麻烦。[7]1950年9月21日刘少奇在同罗申谈话时说：总的说来全国秋粮喜获丰收。在销售多余粮食方面政府面临很大困难。据高岗报告，东北获得了“特大丰收”。交完公粮并除去种子贮备和全年口粮以后，农民手里还将剩有500万吨大豆、小米、高梁和其他粮食。东北面临着销售这些多余粮食的实际困难。国内市场消化不了这么多余粮，销往国外也不可能——没有买主。眼下东北准备提供280万吨各种粮食。[8]
但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任务尚未完成。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1950年初访问了新解放区，他在报告中指出了下述事实。在天津、上海、重庆、广州这样一些重要工业中心解放时，那里75%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瘫痪。[9]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留下了一片废墟——炸了堤坝，践踏了几万公顷农田，带走或炸毁了火车机车和车厢，毁坏了发电站和仓库，破坏了交通、电报和无线电通讯设施，凿沉了船只。1949年5月他们撤离上海时，毁坏了国际无线电台，炸毁了江南造船厂的主要车间和江湾机场的汽油库，凿沉了4艘油船和10艘轮船。从无锡逃跑时他们焚烧了1000多辆满载从上海送来的工业设备的卡车。从武昌到广州的一百多座铁路桥被炸掉了90多座。1949年5月14月，在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白崇禧将军的亲自监督下，在汉口毁坏了30多只船，炸毁了连接武汉三镇的所有铁路桥梁。[10]
1949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接见苏联大使时，指出国家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复杂和困难”的。对外贸易由于国民党封锁海岸已陷入瘫痪。新政权控制的所有港口，只有天津还有进出口业务。其贸易额不超过300万美元。[11]1950—1951年期间，中美贸易已完全停止。1946—1948年间中国同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平均分别为27%和51.9%，即使在1949年，其比重也分别占13.7%和24.3%。[12]
中国领导人指出，一个最严重的难题是缺乏专业技术干部。在上面提到的那次谈话中，陈云指出：缺少忠诚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的恢复。从国民党手里我们接受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总共才两万人，按其政治信仰，大多数是反动分子和亲美分子。在最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里，70位工程师中62位是日本人，一般都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共产党人怀有敌意。事过两年之后干部问题仍很尖锐。1951年7月24日，周恩来在同罗申的谈话中，在评价中国经济形势时他指出了“两个主要困难”：一是财政非常紧张，二是技术干部严重不足。由于中国革命多年来是在农村发展的，他解释说，老干部有在农村和部队里工作的经验。但是在500万指战员中，在500万党员和600万职员中几乎没有拥有现代技术知识的专家。最近几年从高等学校来的青年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技能。老的国民党技术干部按其水平也不适应中国工业化的要求。[13]
财政紧张是资金不足带来的。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对罗申说：450万人民解放军和近150万国营企业职工靠国家供给。到1950年年底，由于各省部队和地方军阀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实际上当时中共领导考虑内战还得在1950年进行一年——作者注)以及国家企业和机关继续增长，依靠国库供给的人数已达800万人。我们国家机关的数目比国民党多。比如，以前邮电部职员是5万人，而现在单在解放区邮局工作的就达4万人。由于我们的政权保障人民利益，所以我们准备不仅城市而且农村都普及邮电网。这意味着职员将不断增加。现在邮电部已有职员8万人。我们的行政、经济机关人数平均是部队人数的1／3。[14]
参加朝鲜战争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财政困难。1951年底，对战争需求拨款占预算支出39亿美元的63%，而全国收入才31亿美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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