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动过程与动员过程
中国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在抗战后期1944年底到1945年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已经揭开了序幕。随着日军势力的衰退，抗日根据地有所恢复和扩大，对日据期与敌有染的部分精英的清算提上日程，同时，在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国共双方都在准备着下一步的较量，都属意于对民众的争夺，所以，当农村「自发的」土地要求被提出来的时候，中共从基层到中央都倾向于鼓励和认可。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多次提到1927年的教训，当农民起来要东西的时候，别忘了给他们。3故尔，当运动进入「反奸清算」阶段，除了没收汉奸的土地之外，往往通过对地主往年未减租息的「清算」，导致对地主土地的触动（有的把所有土地财产都交出来还不够）。在实际运动中，往往不是农民主动地「要」，更多的是上面授意地「给」，「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结果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查减」运动。老根据地的土地状况由于抗战期间合理负担及减租减息的结果，已经大体趋于平均化，所以运动实际上更多地照顾农村中最贫困的边缘群体。在这里，「要」和「给」的联动，成为争取民心的社会动员的开始，由于还要顾及「中间阶层」的向背，而且抗战结束后举国上下的普遍的反战情绪，使得一时间和平似乎成为可能，动员的急迫性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样突出，所以对地主土地的剥夺采取了一种「合法」温和的形式。
当中国的历史不以普通老百姓的意志为转移，迅速地滑入战争的快车道的时候，以中共中央1946年「五四指示」为契机，土地改革正式拉开大幕。在华北，对地主和富农的剥夺虽然依然采用「合法」的算账方式，但实质却是强力剥夺（算账的道理不合常理）。暴力倾向在某些地区比如晋绥和山东呈现出日益激烈的迹象。为了进一步满足边缘群体的需要，算账退赔的最大收益者往往不是承租人和债务人，而是那些没有人借钱或者租地给他们的赤贫阶层，前阶段查减运动的获利者甚至成了斗争对象，在序幕阶段在老根据地已经出现的运动权力模式：上级（工作队、团）──贫农团（边缘群体的积极份子）被大量普遍地复制，原有的基层党和政权体系被绕开，大部分成员也受到冲击，被要求「洗脸擦黑」。
时间进入1947年，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而土地改革运动也步入高潮。虽然此时中共控制的地区，经过运动的迭次「深入」，绝大部分已经不存在土地问题了，但土地改革却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的推动下，以大规模、高烈度的形式走向顶峰。在基本上无地可分的情况下，运动的发动者依然强调地主所有制的存在，运动的不彻底，为了进一步满足运动积极份子（社会边缘群体）的物质需求，一方面实行普遍的打乱平分政策，所谓「三亩平推」；一方面鼓励积极份子挖浮财，放任严刑逼供。为了将运动的火烧得旺上加旺，发动者采取了强力鼓励自发行动的政策，「群众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阻碍群众行动的可能因素都被搬掉，所有出身不好的干部都被整肃、停职（停止党籍）和调离，基层党和政府组织彻底瘫痪，为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会取代。为了使运动「空气」更浓，打破地缘血缘的羁绊，许多地方采取了联村斗争的方式，甚至跨村分配土地和财产，一时间，乱打乱杀现象俯拾即是，有些地方甚至对地主和地主家庭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政策，工商业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中农普遍恐慌。这种状况虽然1947年底已经开始着手纠正，但直到1948年3-4月间，国共两党胜负已判的时候，才告基本结束，土改进入平稳期。而地方土改的动员方式则以「三整三查」（诉苦动员）的形式进入军队，为争取消化大批的国民党军俘虏提供了最便捷的手段，从而大大缓解了战争的兵源压力。
综观整个内战时期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形式的暴力化取向和内容的边缘化取向是两个基本特征。就其后者而言，从运动揭开序幕时起，就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村的最贫穷阶层，即边缘群体的利益为宗旨。其实，对于华北根据地而言，老区农村的边缘群体的多数成员，在抗日根据地的时代，既享受负担方面的免税优待，又在生产运动中无所作为，基本上属于不受欢迎的人，新区的赤贫阶层，也程度不等地缺乏人望，他们之所以在土改运动中从边缘一跃升到中心，主要是由于动员的需要。
抗战胜利后，整个国家弥漫着要求和平、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不仅如此，国共两党还面临着要求它们和平相处的巨大国际压力，虽然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并没有真的被「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幻想所迷惑，但根据地内对和平的渴望还是相当强烈的，「回家种地」想法相当强烈，某些地区甚至已经着手复员，直到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以后，新兵的征集相当困难，作为老根据地的冀中某地扩军，不得不采取将「够年龄的都逼了去」的办法，结果是到区上的人「大部分都跑了」。还有的采用「抓球（阄）」的办法，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谁抓着了谁去。4在这种情形下，不扭转人们的情绪，激起根据地老百姓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敌忾心，仗就难以打赢。按一般军事学的常识，战争动员是需要仇恨的，国内战争不同于民族战争，为了能与国民党一决雄雌，原有的组织动员体制显然不能适应现实战争的需要，如果不形成两大极端阶层的对立和敌视，便不足以使处于明显弱势的己方取得胜利。这两极，一极是底层劳苦大众，一极是地主阶级，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样，离农民相当远的蒋介石就通过地主阶级这个中介，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敌人。「使农民认识到大老蒋小老蒋的联系，自觉地参军参战，打垮大老蒋的进攻。」5所以说，如果不存在这种极端架构，也要建构出来。华北多数地方原本两极分化就不甚严重，经过根据地的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又大大地趋于阶层均等化6，如果不选择这些边缘群体，这两极之间的间距就太小了，或者说根本就无法建构这必须的两极。同时，战争动员需要仇恨，即所谓的敌视情绪和氛围，而只有社会的边缘群体才拥有最多的因遭遗弃而积累的愤恨和辛酸，事实上，发动这些最弱势的边缘人，才可以较为合理地建构一种阶级仇恨的解释框架（因为事实上可能真的存在歧视和欺凌），进而形成一种敌忾的氛围，将其它成员也卷进其中。这里，源于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这样被有机地融进了某种功利性的动员操作框架之中。由于根据地原有的基层党和政权组织的成员，在土改时已经进入社会中心多时，原来出身贫雇农的抗战积极份子大多小有家资，更要命的是，这些基层组织成员在抗战时期一直执行着改造那些边缘人物的政策，与这些人结怨甚深，所以，几乎在运动一开始，中共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抛弃原来的基层组织，直接斥诸边缘群体，甚至不惜依靠有劣迹的「勇敢份子」，重建运动的权力架构，直到动员压力减小，运动告一段落，才部分地恢复原来的基层组织成员的地位，与运动中涌现的新人组成新的基层政权。事实上，并不是中共有意抛弃自己的老班底，甚至也不是他们对边缘群体所有偏爱，主要是建立动员模式必须经过这种组织的阵痛。
在这种动员框架内，土改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是实际没有这个可能性，而是和平方式与动员的目标相背离，所以不能考虑。事实上，至少在老根据地，由于多数地主已经名存实亡，对于残余的地主所有制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发动一场「暴力革命」来消灭。而且在当时，采用和平的方式恢复根据地的生产力，以及争取国统区中间势力的支持都有莫大的好处，这种做法显然对中共具有吸引力，尤其是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在内战问题上已经赢得中间势力好感的情形下，为了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似乎更有和平土改的必要。在1946年《五四指示》发布后不久，毛泽东曾经考虑以发行土地公债的方式征购地主的土地（赎买），但此方案并没有实行。7各根据地唯一在形式实行赎买的陕甘宁边区，中共西北局实际操作起来则是「形式上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则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8看来，统一战线的巩固前景固然诱人，但在战争的压力面前，动员需求还是压倒一切的。
在实际的土改运动中，不仅和平赎买没有实行（很快就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且连地主主动的献地也被不允许，非要经过斗争强行分配才行（虽然在政策上所谓开明地主的献地是被许可的），几乎所有的地主都要过残酷斗争的关，连号为开明绅士典型的刘少白和牛友兰等人也不能幸免，牛还被斗死。道理很简单，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总之，土地改革必须在激烈的暴力斗争中进行，分配土地的过程就是煽动仇恨的过程，任何导致运动向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都被禁止，唯有大规模的暴力，才能使「空气」（当时的用语，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氛围）紧张、仇恨升级，也才能达到动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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