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语
抗战后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是一场独特的土地运动，它既不同于任何战后独立国家为避免革命而进行土地改革（如亨廷顿所提到的），也不同于中国苏维埃时代的土地革命（虽然不可避免地有着土地革命的影响和行为遗传），在苏维埃时代，南方农村土地占有的不均衡度较高，国共之间因分手而导致屠杀，阶级对立严重，而抗战后的内战阶段，在中共控制区恰恰相反，由于战争和中共政策的作用，原来农村的精英阶层已经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与这个阶层长期的合作，更是使和平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可能，而且此时的中共已经步入成年，思想与方针都趋于成熟和理性，如果仅仅为了以解决土地问题而争取农民的支持，那么大可不必采用那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过分暴烈的手段，完全可以也应该采取减少震荡的和平方式。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土改主要是一种战争动员，分配土地只是动员的手段之一，或者说动员的借口，一旦实现了占有区域的战争动员，土改运动随之停止，而之后开辟的新区一律维持原状，不进行土改，因为新区土改所导致的社会动荡，恰恰不利于中共对资源的获取。只是在驱逐了国民党势力，控制整个大陆之后，才开始全面推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要目的的土地改革。
无疑，内战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共获得了战争动员的极大成功。在短时间内，激起了阶级仇恨，大大地加速了蒋介石从「抗战领袖」坠落到「人民公敌」的过程，在战争最残酷的头两年，使共产党人获得了人力物力的补充，一个研究这段土改史的学者写道：「解放区军民自卫作战的大量事实证明，土地改革搞得好的地方，兵源就多，胜仗就多。」45对于在武器兵力和作战技术上都处于劣势的共产党人来说，在战争的初期，虽然胜仗多于败仗，但因武器上的极度劣势而不得不采用「人海战术」，将勇敢精神发扬到极点，兵力的及时补充是保持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土地改革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共产党人在士气上也占了上风，同样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国民党人，糊胡涂涂地就变成了土地改革的反对者，在宣传上很是矮了一头。
然而，土改运动在取得这种巨大的近期效果的同时，也为自己国度后来的现代化道路种下了隐患。正是由于这段时间里土改产生的巨大效果，使到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在本来有可能而且应该选择和平赎买方式的情况下，义无返顾地走上了震荡最大、代价最高的运动暴力或者准暴力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冲击了农村的日常伦理和社会秩序，导致尽管土改后确立了小农土地私有制，甚至一度由党和政府出面提倡发家致富，但出于对运动伦理的担心，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还是打了折扣。而那些为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贫苦农民，在和平建设生活中的致富竞争中依然处于下风，很可能对土改后的自由发展丧失自家的优势产生担心，从而生出新的心理不平衡。（刘一皋，1989）而运动后重建的乡村基层政权，以其更低的文化素质和较高的管理运动以及革命的水平，使之更合适于投身以国家工业化为目标的农村道路，或者说运动和准运动式的建设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原来设想的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之所以以超快的速度跨越，农村合作化运动之所以如此出人意料地突飞猛进，最初的动机往往来源于对农村贫富分化的担忧，而这种担忧，决非那些已经进了城的国家领导人一厢情愿的杞人之忧，而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如果将视线放得更远一点，我们还应看到，土改以后，明晰而细化的阶级分野，不仅深深地印在农民的意识之中，而且转化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身份的标志，「土改情结」在很长时间内在农村难以消散（土改多少年以后，人们还会为出身是上中农、中中农还是下中农而斤斤计较），土改的运动模式也一直阴魂不散，反复地在日后的各种运动中借尸还魂。看来，选择革命或者运动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似乎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领袖的个人因素，实际上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如果将眼光放在二十世纪世界的视野内，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的土地改革，对后来的台湾土改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刘一皋：〈抗日战争与中国北方农村社会发展〉，《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着，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页349-35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71、106。
4〈任河正x支部工作中的思想领导和群众路线〉，载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群众路线研究》（党内，1947），页29、32。
5〈区党委总结新区土地改革指示继续深入运动方向〉，载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总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页309。
6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张鸣：《乡村社会权力文化结构的变迁》（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99。
8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补充指示》，1947年1月24日。
9陈伯达：〈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的一般过程与步骤〉，载中共华东中央局宣传部：《群运手册》（三），页37-42。
10注4《群众路线研究》，页5。
11注4《群众路线研究》，页16。
12参见胡开明的回忆，《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46）（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页80-81。
13晋察冀局关于暂停土地覆查致晋冀区党委电，1947年5月24日。转引自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页115。
14中共胶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土改与整党文献》，第2集（解放区内部数据，1948），页29。
15注13董志凯。
16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着，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页139-140。
17阎洪贵：〈全国土地会议后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齐鲁学刊》，1992年6期。
18〈关于兴县后木栏杆自然村成分的研究〉，中共晋绥分局编：《土改通讯》，第2期，1947年11月15日。
19董志凯：〈关于我们土地斗争中的阶级划分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0注16弗里曼等，页141-142。
21注13董志凯。
22西北局宣传部编：《土地问题指南》(1947)，页54-55。
23刘少奇1947年4月给晋绥区的一封关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信，强调了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而毛泽东在随后的7月，对这封信写了批语，称赞写得很好，很必要。见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61-70。
24注4《群众路线研究》，页16。
25彭真：《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注14中共胶东区党委宣传部。
26注5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总委会，页284-285。
27参见注13董志凯，页65。
28注5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总委会，页348。
29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减租减息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页351。
30见《大众日报》，1947年6月26日。
31注5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总委会，页285。
32注5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总委会，页340。
33参见赖若愚1946年11月5日的一个讲话，赖强调经过历次减租减息和现在的土改，地主的土地已经降到了平均线以下，他反对放任群众运动，持续的运动只会造成中农富农的恐慌，秩序的震荡，否则「莫说冬季生产运动，就是明年的生产运动也一定要大受其影响，那将会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注5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总委会，页303-306。
34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页335。
35注4《群众路线研究》，页9。
36注14《土改与整党文献》，第二集，页22-23。
37注5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总委会，页350。
38《群众路线研究》（党内），页16。
39《土改与整党文献》第二集，页39。
40《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改革给邯郸局的指示》（1947年10月17日），载注23《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页89。
41注16弗里曼等，页147-149。
42注23《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页276-277。
43贫雇农感觉自己是「通天瞎棒，办不了事」，开上几天会，家里连饭也吃不上。有的认为自己是睁眼瞎，但可以请上个书记，「借用他两只眼」，但实际上，不少的书记也不识字。参见注23《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页289。
44注5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总委会，页340。
45注13董志凯，页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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