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根本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障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害怕说有剥削,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至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共产党员也可以雇工。东北地区有十万八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头上,指责薄在1950年到1951年宣传,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高岗还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并且把李立三也拉了进来,说李也有这种观点。然后,趾高气扬地质问说,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接着高又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口气教训人说,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如果说,在农业互助合作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思路,这在1951年秋就已统一。何况刘少奇、薄一波的主张也就是毛泽东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主张。高岗这时把党内早已解决了的不同认识的分歧重新挑出来,并加以歪曲成刘、薄主张走发展富农的道路,这显然就超出了党内开展正常批评的范围。

  毛泽东的结论
  由于会上批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来很难为会议作结论。    他是政府总理,又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与会议的气氛不合,难以通过,并有为自己开脱和庇护薄一波之嫌;话说重了,那正是高岗所希望的。毛泽东看出了周的难处。7月下旬,毛针对会议出现的问题,为开好后期会议并作好结论,他指示周恩来“搬兵”。毛对周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当时在北戴河休养,与会的一些同志去看他,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中财委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7月27日,陈云回到北京。在8月6日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发言,他一方面指出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他为薄一波修正税制未向他请示作了解释,他说,去年11月25日,中央决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计划草案,并于今年2月15日向中央全会作出报告。因此,我当时就向中央报告,为集中全力搞五年计划草案,中财委工作统统交一波同志负责。所以,一波同志在新税制问题上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陈云还明确说明: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8月3日,邓小平回京后,也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在陈云、邓小平讲话以后,会议气氛有所下降。8月11日晚,周恩来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结论报告。
  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    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高岗在会议期间的地下活动虽然得到制止,他想一锤子把人打死的企图也未得逞,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使高岗依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南下游说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1953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议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在此同时,党中央也在考虑新的国家机构是否按苏联那样,设置部长会议;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
    中央正在酝酿组织方面的这些重大问题的情况,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当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财经会议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当然就想“趁热打铁”,把这个“胜利”落实到组织上。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就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进行积极活动。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    (高岗)来搞政治局。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当。以暗示别人把他推上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
  高岗积极活动的对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岗向他的一个老部下交待说,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养病的林彪处,与林彪谈谈这个情况,让林彪出来和毛主席讲一讲。言下之意,是让林彪向毛推荐他高岗到第一线当家。这一席话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讲这种事,林彪如有什么意见,林彪自己会讲。
  高岗感到这种大事委托别人看来不行,于是就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逢人便封官许愿,或进行挑拨,或暗示要人向中央建议由他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杭州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暗示要把谁列入候选名单。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表明他将进入党中央副主席的行列;诬蔑刘少奇不懂经济,造谣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造谣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在另一个人面前,则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别人向中央推荐他。还说什么,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造谣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就是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刘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结论要修改。
  高岗从罗瑞卿口里听到毛泽东生病的信息时,当即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 
  当他认为在外地的游说获得“成功”以后,就直接活动到了陈云和邓小平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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