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有证据说明高岗拱倒刘、周的活动有毛泽东的授意，但高岗从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到秋天南下游说，散布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等，也很难说完全是空穴来风。财经会议上这把“火”就是毛泽东点起来的
1953年夏季，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批判薄一波在新税制问题上的“错误”，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主题。指定薄一波在大会上作检讨，是毛泽东。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11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7月13日—25日，根据毛泽东11日指示精神，周恩来“主持九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十三日，薄一小组作关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十四日起，与会代表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与帮助。高岗、饶漱石借机鼓动别人猛烈攻击薄一波，使其成为‘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 高岗在发言 中，借批评薄一波的错误，直接引用刘少奇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富农党员、批评山西省委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等一些观点进行批判，搞“批薄射刘”一套。并暗指刘少奇、周恩来都有自己的“圈圈”和“摊摊”。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除说过“不能把华北的几个同志说成宗派” 外，其他并未表态。只是会议温度举高不下，周恩来难以为会议做结论，毛泽东才让周把在外地的陈云和邓小平请回来转弯。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严厉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再次尖锐批评了所谓的“分散主义”。全国财经会议后，刘少奇于11月约陈云一起到高岗处，向高岗做自我批评，而高竟未有任何表示 。若无一定的政治压力，刘少奇没有必要去登门检讨；高岗若不摸底数，岂敢对刘少奇如此无理。这表明，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以后，多方进行活动，显然与毛当时的政治态度是有关的。
可以用来证明的是，事隔十几年以后，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当年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这些“炮弹”又被重新搬了出来。1967年3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批判文章中，大肆攻击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与资本家的谈话，诬篾刘少奇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竟然把刘少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和天津讲话作为“修正主义”的罪行，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与之同时，彭真、薄一波等曾被高岗说成是刘少奇圈圈的人——同时在白区工作过的人也统统被打倒。这显然不是什么偶尔的巧合，而是有其潜在的必然联系的。
出于无奈把高岗端了出来
高岗自持腰板硬，对刘少奇登门检讨不予理采。但终久还是缺少党内斗争的经验而走了“火”。这就是高岗除向职位比他低的人做了封官许愿外，为了争取陈云、邓小平的支持，竟然公开与陈云说什么：“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 高岗这种非组织活动一旦被拿到桌面上来，显然就站不住脚。因此，当陈云、邓小平将高岗这种非组织活动向毛泽东报告以后，毛泽东就不得不考虑利弊得失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把高岗端了出来。这就是1953年12月19日，毛泽东召陈云、邓小平谈话，并指派陈云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 。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 ，并提议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时，高岗才走了神，觉得事情严重了。为了安全过“关”，只得要求面见毛泽东。
本来，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时，并未建议召开中央全会的事。1954年１月７日，毛泽东在对刘少奇送来的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给刘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 。信中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交待，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这说明，毛对高岗问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与之同时，毛又敲打刘少奇一棒，在同一天单独给刘的信中，要他也在全会上作检讨 。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
在接到高岗19日的来信后，毛泽东于1月22日致电刘少奇，再次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１月７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对高岗要求来杭州面商一事，毛把球踢给了刘少奇。毛在信中说：“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既然决定“保”高过关，又极力回避与高见面，看似矛盾，实际又是统一的。因为，高攻刘、周的问题，在政治上毛与高是一致的，毛是否要“倒”刘、周，不便妄加猜测，但进行“敲打”完全是事实。高的行动虽难说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点瓜葛也没有？毛在与杨尚昆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由谁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能使高岗“发生错觉”，因而引发出一场拱倒刘、周的非常行动呢？想必这就是避免“主回”的谜底。
可见，杨尚昆日记记载的：避免对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力求避免主回。其中确有难言之隐。
1954年2月6日至10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进程，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稍有不同的是：会议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二天，后改为三四天）；发言者有44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与毛原来指示翻了个的是，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然不会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这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之谜。
原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二○○三年八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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