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俄国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曾经详尽地解释过中国革命所应经历的不同政权阶段问题。据他们说，第一个阶段应当是“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时期，实行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合专政；第二个阶段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转到反革命营垒去，就会进到工、农、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专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将脱离革命，自然就会开始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专政的阶段，即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最后一步社会革命到来，大部分农民退出革命，无产阶级单独掌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开始了。
按照斯大林有过的解释，中国革命早在１９２７年就已经经历了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了。如今，尽管否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显然仍旧不出“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范围。而他所以强调未来国家政权还只能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自然还是对当时的力量对比深思熟虑的结果。注意到毛泽东这个时候发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未来政权的领导力量时，还只能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种不十分有把握的措辞，几年后即将此段大加修改，删去“或参加领导”的字样，加上新中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种毫不含糊的语句，不难看出他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虽然有志于取代蒋介石国民党，但考虑到革命的阶段性，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他对斗争目标的设定仍相当谨慎。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敌后根据地陷于严重困难期间，我们甚至看到，毛泽东要国民党代表转话请理论上已经被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的蒋介石放心，说：共产党主张“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中国绝“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因为“现在无条件”。
在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之后，特别是看到１９４４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军队发动的新攻势面前一败涂地的惨状，长期坚持敌后并深受新民主主义前途鼓舞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更加鄙视，相信国民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恰在这时，美国官方通过派遣观察组等形式表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这自然激起了毛泽东决心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强烈愿望。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当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毛泽东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领导人对提出这种等于公开否定国民党政府正统地位的斗争口号是否明智，还十分踌躇。直到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炮打响，毛泽东才转而承认自己估计不足。
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越是接近抗战胜利，毛泽东就越是希望能够尽快出现革命的变化。因此，联合政府的口号未必是共产党人最理想的选择，毛泽东就明确讲，它其实还只是一个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但是，至少两大因素制约着共产党人提出更为激烈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目标。第一仍是力量对比。比如毛泽东在谈到目前还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就明确讲过，“日本人还在前面”，“外国人还要他”，“群众还未觉悟”，“他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如此等等。这就如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当初犹豫要不要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时的情况一样，不管他们怎样看不起蒋介石国民党，具体比较起来，他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革命的色彩浓了一点，力量对比就肯定对自己不利。第二是理论制约。毛泽东是熟读过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他很清楚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道理。对俄国，列宁尚且抱怨资本主义太少，断言既使民主革命能够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来实现，也不过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毛泽东所谓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无条件”，所谓英、美、德、日将会走在中国前面，根本上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因此，还在１９４４年８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这个目的。因为他们这时相信：“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
列宁《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落后国家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本主义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的论断，对毛泽东这时的影响甚大。抗战胜利在即，毛泽东对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取得部分政权，充满了渴望和信心。但在统一战线政权下，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政策，不致重蹈苏维埃革命时的复辙，对于毛泽东还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联系到１９４８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多次要求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请教有关建国方略的各种问题，不难想象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可能是怎样一种心态。他这个时候突出宣传战后中共不会改变民主革命的要求，转向社会革命，多半就是从争取统一战线的宣传需要和列宁现成的理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１９４５年３月中旬，他甚至在与美国外交官的谈话当中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没有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
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会有一个“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如同相信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一样，明显地区别于毛泽东５年前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的说法。在５年前，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还是突出强调“国营经济”的，对“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仅仅以“不禁止”三个字说明之。而如今，他不仅泛泛强调资本主义要“广大发展”，而且确信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借助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生长和外国资本家的投资，断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将不可免地要有一个以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发展为特征的漫长时期。对于这种变化，在随后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做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
毛泽东在内部报告中明确承认，新的提法“与《新民主主义论》是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虽然也强调要有三种经济成分，肯定“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但重点在于强调私营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为什么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呢？从毛泽东说明的理由看，首先还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他强调说，国民党“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因此，即使是联合政府，也仍然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他给我们官做”；“第二种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一万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而且还要准备不得已时“委曲求全”，接受第一、二种可能性。毛泽东所以突出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太急”，务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坚持统一战线，并许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绝不会超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这不能不是考虑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中国战后政治进程影响极大的美国人表现出种种疑虑的时候，从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促成国内和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考虑，具体地说明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宽容态度，解除中间势力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支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共产党提出任何一种政策策略主张，通常都是要找到一种理论依据的。在这方面，毛泽东也绝不例外。他关于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要提倡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观点，很明显从列宁那里来的。从毛泽东在他的报告和说明中多处提到和复述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的论述，可以确切地知道他这时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列宁的这篇著作。
列宁的《两个策略》写于一九０五年革命前夕，它着重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力图回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的幻想，突出强调了俄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资本主义太少，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才能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毛泽东以此为依据指出，我们党内许多人其实就存在同俄国民粹派一样的思想，“左”得要命，主张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这显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列宁“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一个资本主义而不可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个方针必须几十年不变。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说明中，对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好处和它的必要性，却并无深入的解释。他关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说法，主要只是援引苏联的例子。那意思是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更何况中国？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而且还要“广大的发展”，他可以称之为解释的只有两点，一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是说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社会向前发展有益，因此“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至于为什么需要大量的资本主义，它究竟如何有益社会，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没有说。 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观点讲是讲了，究竟有多少人理解了，却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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