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市场紧张到农村紧张，是“一五”时期农工矛盾日益突出的表现。
首先是市场紧张。１９５３年是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第一一。这一年出现了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粮食供应日益紧张的状况。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能按期完成，粮食销售远远超出计划，出现了８７亿斤的粮食差额，不少地方已开始发生混乱，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也出现面粉供应紧张的情况。
造成粮食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固然有农民惜售和私商投机的影响，如当时农村中部分富裕农民拒售和囤积粮食，等待高价，私商四处活动，与合作社争购粮食。在城市，私商利用粮食供求紧张局面，通过长途贩运，囤积居奇，并套购国家供应的粮食以牟取暴利，加剧了粮食紧张，但这不是基本原因。基本原因是粮食生产的增长和收购量的增长赶不上粮食销售量增长的速度。１９５３年，国内贸易粮纯销售量由上年的４６７．８亿斤，猛增到６１３．２亿斤，增加了３１．１％。粮食销量增加包括两部分，一是城镇和工矿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全国城镇人口这年达到了７８２６万人，比上年增加６６３万人。二是农村因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而缺粮的农民增至１亿人口。据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４年度执行结果看，国家只用了１／３的粮食保证了１亿多缺粮农民的供应。 可见，粮食销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１９５３年农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而工业生产超额完成计划。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３０．３％，基建投资比上年增长８３．７％，钢铁、煤炭等工业产品产量都超过计划，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增加２４６万人，超过计划一倍多。 粮食问题的实质，不能归结为“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 而是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与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的第一次尖锐暴露。
其次，市场紧张导致统购统销。为了解决粮食市场紧张和保证工业化建设，１９５３年实行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随后又对油料、棉花、纱布实行统购统销。当时实际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放慢城市和工业化建设，或者实行统购统销，二者必居其一。对于这一点，１９５３年１０月陈云在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中说得很明确：“为什么提出征购呢？基本理由是，我们的需要量一天一天地增加，但是粮食来源不足，需要与来源之间有矛盾。”他还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可见，统购统销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社会主义的固有属性和优越性的表现，而是由于形势所迫作出的现实选择。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从两方面缓和了粮食等农产品市场紧张的局面，保证了重工业建设的进行：一方面减少了粮食投机，另一方面增加了粮食征购比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个月份，就开始扭转了购少销多的局面，粮食收购比上年同期增加３８％。在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４年粮食年度，粮食产量只比上年增长１．８％，国家收购粮食却增加了８０％。城市、工矿区粮食供应保持稳定水平。到１９５４年６月，国家粮食库存已比上年同期增加了５０％。 １９５４年，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３．３％，但国家收购农副产品总值比上年增加４１％。粮食产量３３９０亿斤，只比上年增加５３亿斤，但粮食收购达到１０３６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３０％。 统购统销不仅保证了工业化所需粮食和工业原料，而且成为国家向农民筹集资金的主要手段。同时，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效果看，统购统销还是农业走上集体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从根本上清除了私商在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方面的阵地，割断了城乡私营企业与农民的联系，实际上也限制了个体农民进入市场的自由，加强了国营经济与农民的联系，促使农民接受国家指导和合作化的道路。
再次，农村出现紧张情况。统购统销虽然暂时缓和了市场供应，但没有消除工业化与农业的矛盾，只是它的表现形式由市场紧张转向了农村紧张。在制定统购统销政策时，中央就充分估计到这一政策可能会受到农民的反对。１９５４年下半年，由于征购“过头”和不可避免的强制性，曾引起农民的不满。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中央在批转商业部的一个通报中说：“第四季度以来，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收购计划大大超过，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各地统购工作中，干部进乡不好工作，许多机关军队干部回家时发现农民怨言甚多等情况，证明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１９５５年上半年农村紧张情况更加普遍。据３月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的紧急指示说：“根据各地反映，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当时分析，造成这种局面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合作化运动中的失误，一是统购统销“过头”。“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对于许多统销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也有意见。” 并且出现了“家家谈粮食，户户谈供销”的情况。当时有人曾因提出“农民生活苦，工人生活好”而受到了批评，其本身虽有片面性，但是确实反映出国家的收购超过了农民可以负担的程度。农村紧张主要不是什么地主富农的破坏和抵抗，而是农工矛盾尖锐化另一种形式的反映。为了缓和矛盾，稳定农民情绪，１９５５年国家调减了征购任务，并实行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然而，这又制约了工业增长速度，１９５５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５．６％，是“一五”期间增长率最低的一年，尤其轻工业只维持上年水平。由于两年农业欠收，被迫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 工农业消长变化的情况也反映了工业化与农业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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