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不断发生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研究和关注不同阶段转换的特定背景，分析这些观念转换的内在机制，既可以深化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可以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和启迪。
关键词 毛泽东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思想观念
毛泽东早在建国前甚至在他的青年时代，对资本主义就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认识。建国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的不同看法和观点，并以不同方式处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不断变化，其中既有科学的成分，又有错误的部分。然而，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对我们今天如何科学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借鉴价值。建国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的限制、利用资本主义的阶段，时间大致是1949~1953年；二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时间大致是1953~1956年；三是1957年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彻底否定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阶段。本文通过对以上几个阶段的研究，尝试分析和把握不同阶段转化背后的内在机制。
“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境内的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主张通过剥夺加以消灭，而对私人资本主义则采取了限制和利用的政策。反映毛泽东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的文献主要有：一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指出，“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①；二是新政协制订并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②
之所以在建国初期还要继续利用资本主义，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尽管马克思也设想过，像俄国那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但必须得到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否则，这一跨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必然的。其次，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对革命的胜利有过贡献。在革命胜利后，保持这种同盟，有利于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国内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尚未肃清，帝国主义威胁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与其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共同的敌人。第三，从国内经济建设的角度看，在经济上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充分利用民族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可以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建国前，中国经济文化处于落后状态，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排挤导致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因此建国后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落后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加速生产社会化的进程，达到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目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清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使其在中国有一个相当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③“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④毛泽东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⑤历史地看，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建国初期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恢复，与当时采取的调动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积极性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那么，为什么又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呢?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私人资本主义将成为新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但这种经济成分不可以无限制地发展，必须要限制即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经济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⑥，“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⑦。如果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加限制，使资本主义发展能够达到操纵国计民生的程度，那样中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不会改变，还会使两极分化，少数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越来越穷，从而加剧各种社会矛盾。这就背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初衷，也与我们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格格不入。因此，在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
应当看到，建国初期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这一重要前提出发的。毛泽东认为，建国初期有必要发挥私人资本主义对于国计民生的作用，但他并不认为私人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存在下去。毛泽东在考虑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考虑整个中国社会是向资本主义方向还是社会主义方向过渡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毛泽东的眼中，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主张在建国初期就可以很快消灭资本主义，那是“左”倾机会主义，而主张不要限制资本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总之，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既有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角度的依据，又有对中国国情的现实考察；既有从经济角度的思考，又有从政治角度的考虑。这一认识比较辩证，也比较全面，因而也是基本正确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构建而言，优先以生产力的增长来推动经济基础的量变进程，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生产力水平的。但是，生产力的变迁也必将推动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本身具有质变的性质。
在国民经济恢复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生产关系因此也面临着质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建国初的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转变为改造资本主义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为什么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在这一时期会发生转变呢?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出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态势。从当时的国内情形看，少数不法资本家受唯利是图本性的驱动，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同党和政府的限制政策发生抵触。建国之初，围绕市场领导权，私人资本主义中的投机资本同人民政府展开了物价之战，进行限制与反限制的较量，并以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与限制政策进行对抗，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党和政府的内部进行“三反”的同时，不得不进行“五反”斗争，以击退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些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毛泽东对整个资产阶级的重新估计，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并开始动摇以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已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不利于实现技术革命，从而把简单落后的工具改变成各类机器大生产；不利于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利于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也就是说，建国后资本主义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坚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消灭资本主义的决心。
其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合理性。建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及时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有其重大合理性。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新民主主义不及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确有导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如果主张进行工业化，等条件成熟后再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其后果必将是在城市养肥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在农村产生地主和富农阶层，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决不会轻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可能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何况用一二十年放任资本主义发展，很可能导致党失去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再者，即使搞了一二十年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一定能完成现代化任务。
第三，从国际环境看，当时东西方冷战正炽，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采取敌视态度，对中国采取孤立、封锁、遏制和侵略政策。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的对比方面，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阵营显得很不景气，而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成就却让全世界为之震惊，显示出相对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巨大优越性。苏联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客观上具有巨大的示范和鼓舞作用。这也是推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促使中国人民在50年代放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而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
第四，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看，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为了尽快地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毛泽东更多的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资本主义、更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⑧，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纯而又纯的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总体认识。毛泽东认为，整个过渡时期都贯穿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后决战的主题，他要求给资产阶级以“粉碎性的打击”。毛泽东说，“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⑨，“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⑩
因此，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不久，毛泽东逐渐放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决策在动机与效果上都具有重大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因素：第一，盲目排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意义和价值。第二，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能共同发展。这样的认识过于教条化、过于武断。第三，过低地估计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落后国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难度与复杂性。
“使资本主义绝种”，防止资产阶级复辟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最终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但是，客观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完全退出经济舞台，1956年底到1957年初中国大地上开始出现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白天是社会主义、夜里是资本主义”，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新思想，认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毛泽东这时不仅从对立的角度，而且从“补充”和“比较”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实际上探讨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允许一定量的资本主义的存在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
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新思想并未能真正变成政策付诸实践，相反对资本主义认识却长期徘徊在彻底否定的认识误区中。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任务曾作过正确分析，但是不久，由于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右斗争，使毛泽东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视为洪水猛兽。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从此，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成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转变中的主流思想。
对毛泽东而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即使在今天看来，毛泽东在建国后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如果搞得不好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忧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斗争仍在继续。一方面，国内右派在发动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再加上中苏关系的恶化，从而使毛泽东的忧虑更加深重。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所采取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措施则是错误的。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种社会制度能否得到巩固，归根结底要取决于它能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取决于人们的伦理判断，更不取决于思想战线、政治战线、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和斗争。相反，思想、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冲突，不过是现实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反映，它们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并且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解释。
当时，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主要是以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特别是“文革”中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甚至成了唯一标准。对任何带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都是要取缔、砍掉、排斥、消灭，甚至把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当作资本主义大批特批；用敌我斗争的两极思维来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认为凡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实际上，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基本是不正确的，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假想的敌人，党内也不存在什么“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由于外部和内部的原因，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民族资本的力量是软弱的，在整个经济发展中不起主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接着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民族资本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所谓复辟的担心是缺少历史前提的。
当然，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有正确的成分，如认为要向外国学习，一切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腐朽的反动的东西必须加以抵制和杜绝，“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技和企管方法”○12。这里蕴含着把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区别开来，把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区别开来，认识资本主义的真理成分。
建国后毛泽东资本主义观转变的内在机制分析
回顾建国以后毛泽东资本主义观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建国初期采取的“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提出的“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再到八大之后不久执行的“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绝种”、“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持一种消极和拒绝的态度。建国后毛泽东资本主义观的转换，有其背后的内在机制，有其特定的主客观原因。
首先，就客观方面讲，任何认识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都要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带有时代的局限。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设计，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同时，国际环境特别是东西方国家的阵营划分、意识形态差异客观上决定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得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非经济的因素。此外，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对于计划与经济这两种手段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同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当时的各国共产党人认识得并不十分清楚，仍然处在尝试和探索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看，在实践中发生错误、存在不足就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就主观方面而言，任何认识都是一定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认识，都必然体现为某个特定认识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选择、自身素养和认识水平。纵观建国后毛泽东资本主义观的转变可以发现，在其主观方面，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第一，建国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随着其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的认识的变化而变化的，当其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务的认识基本正确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就基本正确；当其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务错误估计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就基本不正确。第二，建国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既有从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全面认识，又有主要是从政治和生产关系角度的片面认识。总的来说，其认识的主要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三，建国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基本正确的时候，也会蕴藏着错误的因子，同时，即使是严重错误也会有真理的成分，因此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分析。
总之，在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迷雾中，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进行了艰辛的开拓，无论功绩还是错误、经验还是教训都将是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遗产。
江海学刊2006.4
作者简介：双传学，1967年生，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①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1431页。
②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214~21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⑨⑩○1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196~198、287页。
○11《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311页。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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