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十年代后半期中国政治的发展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 中外学者多年来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著作, 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中共领导层的决策过程, 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国内外因素, 做了深入的研究, 在西方同行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1]
然而, 产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这两卷本大作, 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文革时期流传的资料的影响, 较多地强调了五十年代后半期面对苏联东欧风云变幻，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 此外, 在某些尚缺乏足够资料证明的问题上, 作者做了大胆的推论和猜测。全书所论述的这段历史, 带有很浓厚的宫廷政治色彩。尽管如此, 这部大作（欣闻第三卷已经问世）的分析方法和观察视角, 对中国学者仍有参考价值。
近十年来, 中国方面又有一批新的史料出版。[2] 根据这些新资料, 我以为, 前人的某些（不是全部）推论和猜想已被推翻或证实。实际上, 很多“分歧”被那些文革中的资料夸大渲染,甚至无中生有。新的资料表明, 至少到五十年代后半期, 中共领导核心之间, 政策基本一致, 没有重大分歧。即使稍有分歧, 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立即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尤其在对斯大林逝世后苏东风波的因应等对外问题上, 中共领导核心完全听从毛的决策。 我还以为, 就探讨文革起源而论, 比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更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 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例如他那一整套辨证法、矛盾论、斗争观、两点论、两分法等等。
本文将中共领导核心视为一个整体, 探讨其怎样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在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等国际风潮的回应中, 一步步走上了文革之路。对于缺乏确凿史料论证的问题, 宁肯置而不论。
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理念, 鲜明地表述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的一篇经他本人审定的社论中。[3] 社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其归纳为六个要点：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五）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六）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以上论点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经典概括, 而第一点是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选择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来阐释这个理论, 是意味深长的。社论提醒人们注意这个理论缘起的国际背景:“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纂夺了政权, 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纂夺党和国家的领导, 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4]
尽管中国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但一些国际因素也影响了中国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文革的发生。反对美国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冷战国际环境的回应，也是中国文革缘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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