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50年代早期上海非单位人群的政治动员是“不纯洁”的居民委员会有效运作的结果，那么，这一结果非但没有让党和政府放心，而且感到进一步整顿里弄已迫在眉睫。上海市委认为：“通过抗美援朝、反轰炸、禁毒、劳动就业、普选等运动，逐步建立和调整了里弄组织，并在提高里弄群众觉悟、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改进群众福利等工作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里弄分布很广，情况复杂，过去对里弄组织尚未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整顿，……加之里弄组织不健全，工作混乱，骨干不纯，……如不再进行系统的组织和整顿，健全里弄居民组织制度与工作，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不能更有力地全面地组织群众和残余的各类反革命分子作有效的斗争” 。因此，市委决定“在1954年内对全市里弄居民委员会及妇女代表会议干部、摊贩、失业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约60万人进行一次全面地、系统的整顿工作，并作为上海今年改革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与1953年结合劳动就业进行的里弄组织整顿不同，1954年的里弄整顿完全是政治性的，不带任何福利目的。市委要求通过整顿“提高里弄干部和居民的政治觉悟，划清敌我界限；清理其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封建势力以及社会治安分子；初步弄清居民中的政治情况；在清理工作的基础上整顿和健全里弄居民组织，加强党和政府在里弄组织中的领导,健全里弄中各种群众组织，……以进一步密切政府和人民的联系，贯彻‘镇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这一次里弄整顿的方式及过程同历次政治运动并无重要的差别，但这是上海里弄第一次用政治运动来对付自己，——居委会干部成了整顿的首要对象。市委指示，里弄整顿“先干部后群众，首先应训练和纯洁现有的里弄干部，作为运动开展时可以依靠并亲自取得经验的骨干力量”。因此，整顿的第一阶段就是干部清理，里弄干部都要检举他人和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 。结果基本达到了市委预期的目标，市里弄工委向市委报告说，“在整顿中清洗了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和违纪分子11,000余人，基本上纯洁了里弄组织”，整顿后“全市小组长以上干部共计17万人，其中职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占76.7%，其他各阶层居民占23.3%，贯彻了工人阶级在里弄里的领导作用和团结各阶层的组织路线” 。经由以家庭妇女特别是工人家属为主体的居民委员会,国家统合社会之路开始畅通。
王政在她的一项关于居民委员会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共产党在重新组织上海基层社会的过程中，成功而巧妙地把阶级路线和性别路线结合起来,1954年里弄整顿的结果便集中体现了这种结合 。如果从新政权的体制角度作进一步的探究，则不难发现，无论阶级路线还是性别路线，背后都有强有力的体制支撑——从计划经济到社会生活的计划化。
几乎与1954年里弄整顿相同步，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城镇居民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的部署，从1954年3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先后启动食油、棉布和粮食的计划供应。食油、棉布计划供应的办法直接与户籍人口挂钩，即以人为基准发给定量的购油、购布券，凭券购买 。粮食计划供应经历了一个从“按户定点”到“按户定量”再到“按人定量”的过程，历时一年 。这一举措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又以社会生活的计划化给予计划经济体制强有力的基础性支持。
启动涉及民生大计的计划供应，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且对社会各阶层市民的生活方式影响至深。官与民、穷与富、身分或职业的不同，在计划化的社会生活中，逐步接近、靠拢。确如市粮食改造办公室的报告所言：“改变600多万人的习惯是一件复杂艰巨的工作” ，每一项举措出台，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利益结构调整，都引起了社会生活的紧张和骚动。不法商人的大量囤积居奇和倒买倒卖造成了一时间的经济生活恐慌，由里弄居民的疑虑所引发的抢购风则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安。粮食定点供应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区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居民排队抢购粮食的情况。抢购风造成了粮食销量的激增和脱销，与粮食定点供应前相比，卢湾区的日粮食销量增加1.2倍，个别米店增加近6倍；新成区日销量增加245%以上，全天总销量达715,700斤，打破历史纪录；普陀区的粮食代销点到上午10点就已经脱销，下午排队群众更多，以至于一些粮店“无法按时打烊，打烊后仍有群众在门外吵闹”；北四川路区的抢购情况则是国营粮店比私营代销米店更为严重 。对此，市委、市政府认为，这“绝不是单纯供应上的问题，而是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一场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必须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进计划供应的实施 。一方面，采取严厉的法律手段查处违法者，他方面，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经过宣传说服、制度安排、组织落实，确保社会生活顺利踏上计划化的轨道。
在有关计划供应的政治动员和实施系统中，居民委员会扮演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角色。
在国家计划体制范围内，从居民小组长到居委会主任，都是市委、市政府推进计划供应的一支体制内力量，是政府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1955年5月起施行的粮食按户定量计划供应为例。尽管市粮食局、公安局在一年前实行粮食定点供应时即向各区公安局派出所配备了管理员，专事粮食计划供应工作，并发文详细规定了管理员的任务和领导关系 ，各区又向各里弄派驻计划供应工作队，但这些必要的组织措施不能取代居民委员会这一关键环节。
粮食按户计划供应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要求“以户为单位，按实际在家吃饭人数的消费量，编制月份购粮计划”，而有关文件又十分严格地确定五种人为“在家吃饭人口” ，临时来沪人口还不在此列。因此，谙熟每家每户的生活详情和人口异动的细支末节，是完成这项基础性工作的基本要求，而能达到这一要求的，非居委会干部莫属了。他们担当了“第一把关人”：居民小组长要将全组的用粮情况汇总并填表送交居民委员会签注意见，居民委员会则要对其中用粮过多的居民户进行教育核实后，方可报送所在区办事处，换发新购粮证，凭证向指定的粮店计划购买 。若遇临时人口以及因婚、丧、喜、庆所需临时增加用粮申请，小组长和居委会也是必经的程序。市粮食局又进一步细化了核实居民用粮计划的工作方案，规定居民小组长的职责，不仅是“汇总”各户的用粮计划申请表，而且要召集小组内的积极分子“酝酿讨论，统一认识，对计划偏高的分头进行访问后召开小组座谈会相互交换意见”，“对应减而不减的再通过个别访问协助算账说服教育，自觉的减低计划”，对仍不肯减低的交区办事处处理 。
鉴于“第一把关人”的不可替代性，市、区政府和计划供应的有关部门都高度关注居委会在推进粮食定量供应中的作为，十分重视里弄干部的示范作用，认为“居民委员会小组长以上干部先行一步编制计划的好坏，对居民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居民订计划都向里弄干部看齐” 。因此，上海全市“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了对居民委员会小组长以上干部的宣传教育和制定用粮计划的工作，通过骨干先行，达到了训练干部丰富感性知识的目的” 。公安部门还不时地为里弄居民用粮核实工作扫除障碍，不断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宣传群众，动用专政工具打击违法及造谣惑众者。东昌、北洋泾、常熟、榆林等区分别发生资本家、反革命分子或家属煽动滋事等情形，致使一些居民小组的核实工作推展困难重重，后经公安机关逮捕或传唤了数人，工作状况迅速改变 。
粮食按户定量工作得到了绝大部分居委会干部的热烈响应。市粮食局乐观地向上级报告：“这次核实用粮计划工作，是以群众运动的规模进行的。全市有23万个居民小组长以上的干部，投入这一运动，前后历时50天，其工作的广度，深度是以往历次计划供应工作所未有。” 报告特别肯定了在响应政府的计划用粮号召方面“民主妇联动员最早，而里弄干部妇女占很大比重，因此作用也最大” 。经居委会干部走家串户的努力，上海市的粮食核减工作成效显著：“根据全市103,778个小组长以上干部的居民户481,081在家吃饭人数统计，以原定用粮计划1,354万斤，核减为1,145万斤，下降15.5%的比例来推算全市7月份居民户用粮计划，将由5月份的17,088万斤，降为14,478万斤，可下降16%” 。
在里弄干部被纳入计划供应系统承担国家任务的同时，还不免会流露出社会角色的本真。如同所有的普通百姓一样，居委会干部对涉及切身利益的吃穿大事也是斤斤计较的。况且经过里弄整顿后，大批家庭主妇进入了居民委员会，对计划供应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考虑自己的生计。
当先于一般居民得到计划供应的消息后，有些居委会干部捷足先登去抢购。1954年8月上海市实施粮食按户定点供应，普陀区在20日晚对里弄干部进行粮食定点供应的动员，21日上午全区食米供应就十分紧张；新成区发现在抢购队伍中有里弄干部和妇女代表；嵩山区反映，该区一位居委会副主任听了粮食定点供应的动员后，自己即去买米并动员其他居民去买，被他动员去买米的数量，约有2,700多斤；另一位妇联主任，一次买了200斤米 。当向居民进行宣传教育时，有些干部会添油加醋任意发挥，或者不适当地给居民吃“定心丸”，强调“保证供应”、“不怕大肚皮”，导致用粮计划普遍偏高；或者渲染“一次只能买10斤米”等紧张论调，加剧居民的恐慌情绪 。当先行一步制定家庭用粮计划时，有些里弄干部家庭计划大大超出实际用粮，起了逆向的示范作用，如蓬莱区一居民委员会委员家中二大二小，订了180斤，整个里弄居民计划偏高 ；还有些干部因自身计划偏高，难以去核实居民的用粮计划，闸北区一位居民小组长一家四口订了160斤，“理缺气不壮，顾虑很大，不敢大胆宣传，只有跟着群众跑，以致全组每人每月平均用粮计划高达40斤”；更有甚者，黄浦区一位居委会主任因自家所订计划过高，“认为无颜见人，精神紧张，工作队未能及早发现，最后竟跳楼自杀” 。当粮食以人定量的政策下达后，有些居委会干部对中央规定的25斤用粮标准不满意，觉得“有些单位的人照顾得很周到，里弄干部工作也很忙，一点也不照顾里弄工作，像不是工作，里弄干部不吃香” 。
上海市的计划供应在历时一年半后，到1955年9月初步形成了社会生活的计划框架。居民委员会虽然始终扮演着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角色，但由于计划供应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的，因而在政治作用下，里弄干部的社会角色并不能压倒其国家角色的主导地位。这些事实上的基层普通百姓，在计划供应的体制中，具有了政府办事人、代言人以及信息优先者的形象。
也就是从这时起，居民委员会与每一个居民的衣食住行，包括里弄干部自己，有了不可须臾离开的密切联系。1950年代前半期上海基层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的体制性依赖，对于国家、政府以及执政党的新认同，也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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