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杂志1997年第2期曾发表过萧克同志的一篇文章，回忆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文章提到，当时令人震惊地在军内高层揪出了一个所谓“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包括刘伯承元帅在内的一批高级将帅及高中级干部因此受到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除刘帅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以外，叶帅也被迫检讨，而萧克、李达两上将被取消军职，调出军队，陈伯钧上将、宋时轮上将、郭天民上将等也都受到严厉批判，另十多位高中级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或降职降级，或调出军队，有的甚至被送到边疆去劳动改造。文章中曾经提到过一个细节，说明在当时军委扩大会上被点名批判的不只有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陈伯钧和宋时轮等，还有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但是，文章在列举被打击的领导干部名单中却没有粟裕的名字。那么，粟裕究竟是为什么被点名批判呢？而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之后，粟裕又为什么辞去了总参谋长一职呢？时至今日，大概还有不少读者不了解在1958年那次风波中粟裕大将也曾蒙冤。
风起于青苹之末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提议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来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这之后，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主持下，军委研究制定了军委扩大会议内容和议程，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扩大会议的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这时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的议程当中，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为会议的议程之一。
对粟裕做总参谋长，彭德怀也不是很满意。从朝鲜战场上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为工作便利，他当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张宗逊担任了副总参谋长的职务。虽然粟裕此后仍然做了总参谋长，彭德怀显然还是更多地依靠黄克诚来开展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1954年9月全国人大任命彭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即提名黄克诚任国防部副部长，同时并正式任命黄为军委秘书长，实际全面负责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是不大信得过的。
一方面彭德怀信不过粟裕，另一方面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两人之间引起种种矛盾。粟裕就任总参谋长之后，很快就提出抽几个军作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的建议。对此，彭德怀认为没有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粟裕则坚持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表，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因此不免常常为了署名问题而与国防部发生矛盾。鉴于这种情况，粟裕明确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这件事，自然会引起本来就不很喜欢正规化的彭德怀的反感。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
面对这种情况，本来就身体不好的粟裕完全可以告病休养。但一向坚韧倔犟的性格又使他不愿临阵退缩。在他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一定是毫不退让，坚持到底。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领导。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尽管粟裕并没有向苏方说明中方内部存在的意见分歧，这件事更加引起彭德怀的不满，怀疑粟裕是“告洋状”，想借苏联人来压他接受分清国防部和总参工作职责的条例。双方之间的隔阂因此进一步加深了。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隔阂与意见分歧，性情比较暴燥的彭德怀往往对粟裕出言不逊。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上“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不仅在工作中很难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支持，而且由于军委和总参日常工作都不由他负责，他对军队建设和日常工作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自然也得不到重视和及时的批复，这不免要影响到总参工作的正常运行，包括他主持下拟定的全军的作战计划，竟也长时间得不到批复。而越是这样，粟裕就越是感觉到分清国防部与总参工作职责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越是坚持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58年5月参加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时，他还当面向毛泽东表示希望能够直接向毛泽东谈谈自己对军队工作和总参工作的意见。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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