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颠倒有口莫辩
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了第一次小型会议。会议最初还是小型的，参加会议者基本上是军委委员和军队的中央委员。彭德怀在会上宣布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要采取大鸣放、大争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令粟裕深感意外的是，一天之后，即5月26日，当他接到通知赶去中南海居仁堂参加会议时，发现会议竟是冲着他来的。与会者就粟裕在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上的错误对粟裕进行了批判。批判中给粟裕扣的帽子有“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还向总参二部的领导作了专门的传达，明显地是为在军委扩大会上批判粟裕定调子。
军委扩大会议于5月27日正式召开，肖克在这次会议上被点了名。在28日的会议上，粟裕就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议上作检讨。但这时会议的气氛还比较缓和。对此，毛泽东看来不很满意。他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因此要求元帅们和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讨论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30日，当召开第三次小型会议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于是，会议的温度迅速上扬，总参二级部的一位部长在这一天直接点出了“彭总与粟总长之间有隔阂，将帅不和”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当即表态赞同扯开这个问题。
6月1日，针对有人担心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搞到大会上去影响不好，彭德怀在主席团会议上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不能同意×××的态度，说是会议有师级干部参加，我和粟的问题在军委小会谈即可，不要在大会上搞，怕传出去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软弱！”因此，对粟裕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大会上去了。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粟裕的所谓“问题”，而且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领导干部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
对于扩大会的斗争形势，毛泽东看来还是不太满意。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强调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因此，会议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另外，黄还传达说，毛泽东明确讲：“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反映出他对彭德怀反对学习苏联搞“正规化”的态度是十分赞成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迅速从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毛泽东也几次到会或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者进行座谈，把军内出现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上做检讨。但依照粟裕的性格，他每次几乎总是要对一些原则问题、重大事实做必要的说明。结果每次招来的都是更严厉的批判。
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是：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关于“一贯反领导”和向党“要权”。粟裕都做了申辩。他说明，所谓他曾经支持饶漱石反对陈毅的说法是不实的。“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一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他并且说明，他不仅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也从不争权力。他指出，1946年中央任命他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他认为张是党内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张就是司令员，他是副司令员，因此华中军区司令员也应该由他担任才好。因此，他压下了中央的这个任命，复电提出了建议，中央因此修改了任命。1947年军委要他带王必成纵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士榘、唐亮的部队汇合，统一指挥这六个在外线的纵队，他当即复电军委，强调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1948年他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当时明确主张要派陈毅到中原去，把三野交给他。他当即表态，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三野。在毛泽东强调陈毅必须到中原去之后，他也还是坚持，三野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
关于“告洋状”。他解释说，当时的会面完全是在安排之中的，会见总共才只有20分钟，加上翻译，两个人每人顶多只能讲五分钟话。当时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是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起草的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五易其稿通不过，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五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
但是，粟裕越解释，会场上的火药味就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一职时，会议主持者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只不过，他如果委曲求全，委心地做出自我批评，也还是不能取得与会者的谅解。一位军委领导同志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来，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浓烈的火药味，使每一个挨批判的人都不能不违心地进行检讨。粟裕看得很清楚，坚持解释下去，自己的问题弄得不好很可能会被归入敌我矛盾。面对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大会检讨时，把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承认了下来。据说在此之前毛泽东讲过一句公道话，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次日，陈毅又在大会上讲：“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如果说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经过昨天他的检讨，造成了我和他重新团结的基础，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军委扩大会议虽然于7月22日结束了，极端个人主义和“告洋状”的罪名，还是使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不久后，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结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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