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越战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发生影响，一般说不具有争论的意义。困难的是，如何估价越战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发生影响的程度，或者说，这一影响对中国的发展到底发生了多大的作用。六十年代中期，能够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越战只是这些因素之一。我们不能缩小这种影响，但也无法任意扩大它所起到的作用。一般说来，外来作用越大，内部反应也就越大；而外部作用小，则内部的反应也必定较小。因此，为越战对中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影响做恰当定位，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在不同国际格局作用下发生内部变动的原因与规律，而且也会深化越战以及亚洲冷战历史同中国关系的研究。
一、中国国内经济运行的突然转轨与我们研究的问题
从1962年起至1965年，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时期。无论从理论设计还是人民心理角度看，这个时期取一种经济政治的平稳发展态最为合理。因为，大跃进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及1959年后“反右倾”运动所带来的政治“伤害”，需要得到积极的“医治”和恢复。
事实上，计划部门的官员，甚至早在1962年就开始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恢复性质作了某种考虑。例如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1962年年底就致信毛泽东，提出发展农业应作为第一位的任务、以农业为基础来完成工业化、以及着重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等三项主张 。可以看出，这一初步设想已经具备了后来的所谓“吃、穿、用计划”的雏形。1963年初，三五计划以李富春《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为题正式交付中共中央讨论。《要点》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而不应把其他的经济取向，例如国防和发展尖端军事技术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它们最多是处于兼顾的地位，并且在总体上是收缩的。当然，当时更没有提出战备问题。 中共中央同意《要点》的设想。1963年9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以“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技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 这可以看作是对三五计划的正式批准。
计划官员对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采取积极态度，概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们认为，大跃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计划变动太快，甚至处于随心所欲的无计划状态，因而“吃了苦头”。 其二，大跃进严重破坏了农业，甚至发生粮荒，几年中人民口粮竟难以为继，因此必须以吃穿用为主导方针安排计划。邓小平于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 （约占总耕地数的三分之一）的主张，是“吃穿用方针”的极好注脚。
应该说，这是一个实际的、比较符合社会需求的计划设想。但是，实际历史进程却并未按照大多数人的愿望发展。进入1964年，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即开始发生变动。发生变动的原因，是这时毛泽东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看法有了重大改观。他不再认为恢复性计划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意义，而强调战争危险的迫近，强调“敌人到处可来”的观点。从而，改变了社会预期的恢复性目标，将“吃、穿、用”取向变更为以战备为主的社会性动员。这项变动调动了极大的物质资源，甚至使国家的基本工业布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并进而波及到政治格局，造成了从基层到中央的全面紧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政治经济历史上，这个变动应是影响十分重大的一次。而这个变动，至少在表面上同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以及周边紧张局势有关。
有关1964年前后中国的外部形势问题，目前通行的说法是：“（1964年时，）中国周边环境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外来军事侵略仿佛随时可能发生。1964年8月5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两个多月，美国海空军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袭击，把侵略的战火从越南南方燃烧到北方，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在北面，1964年以来的中苏边境冲突在不断恶化。在西南面，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也没有完全消除。” 因此，中国的基本战略方向便不能不向战备倾斜。
从简单因果关系看，这个阐释似乎具有合理性。因为，在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相当严重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在同美、苏两个大国的关系方面，矛盾日益深刻、激烈，几乎丧失了调和余地。美国决策者顽固实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遏制政策，在东南亚的丛林中，卷入越来越深。而中国奉行的“反帝、反修”的“革命”外交路线，也使得同美、苏矛盾愈加突出。在某种意义上，越战和周边的紧张局势，可以看作是这种矛盾突出化的反应。也就是说，至六十年代中期，中国正面对着外部众多的“敌手”。这些“敌手”无论在潜在的还是现实的意义上，都有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危害。于是，选择战争准备作为国家经济政治的着重点，就变得必要了。
但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比较难于说明事物的全部。当我们分析一个重大的国内政治经济变动的原因时，需要对更为复杂的形势作出评估。这就是说，除考虑外部威胁外，还要看到中国内部的矛盾因素，以及由外部威胁与内部矛盾交相作用所产生的紧张。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局势相当复杂的时期。国内外的“变数”都比较大。有一点需要研究者特别加以注意，这就是，同五十年代相较，后续的十年，国内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著，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明显加强。如果说，外部威胁是一种实际考虑，那么，意识形态因素就类似于“发酵剂”，会加重实际上的“危险感受”。这样，当我们观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变动时，两种因素都必须考虑进去，才能获得合理的历史阐释。
实际上，本研究所要考察的，是如下几种“变数”的结果：A、如果外部威胁带来的风险，大于国家突然实行经济政治“转轨”所要承担的风险，那么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战备和改变工业布局，就是合理的了；B、如果高估了外部威胁所带来的风险而迫使国家经济政治发生转轨，那么这个“转轨”的风险代价势必过高；C、如果“转轨”并不主要地来自对外部威胁的考虑，而是另外的因素，例如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等等，那么，就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历史分析。这种实证性的讨论，将会在较大程度上挑战目前的流行结论，即越战是影响六十年代中期中国自身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中国在越战上作出了“高强度”的反应；以及中国因此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冷战中占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等等。
事实是，本研究执明确看法质疑所谓的流行结论。我们并不认为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应该冒政治经济转轨的风险。而它事实上的转轨，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顾虑外部的威胁。尽管那个威胁的确存在，而且在日益增大。但它却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严重。 于是，我们认为，“转轨”一定有更为复杂的背景性因素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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