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为什么要推动国内经济政治的转轨？
有证据表明，以往对1964年中国国内战略性变化原因的研究，是很不精确性的。其主要原因，是所谓“流行观点”在研究者的意识中占了稳固地位。但是，历史逻辑本身却要讲求它的精确性：例如，北部湾事件发生于1964年的8月初，而毛泽东提出改变三五计划指导方针却至少是在两个多月以前；又如，毛泽东关于改变战略指导方针的意见，是在原有工作日程正按议定节奏的运行当中，向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人提出的，这使它带有了某种突然的性质。于是，下述问题就是研究者必须给予回答的了：毛泽东为什么要以一种突然的方式，打破正常工作计划，而用别人完全没有料到的新东西来代替原有设计呢？再如，在这种突然改变原有计划的过程中，其他因素，如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的扩大化和国内阶级斗争被越加突出出来，是否也在发生着作用？当然，更为必要的是作出解释：认定越战是促使中国政治经济变动第一位的外部因素，那么，在估价战争强度与可设想的波及范围时，是否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已经强烈到足够大，以至达到必须修正共同肯定的休养生息计划的程度？
答案要从毛泽东断然改变三五计划指导方针的原因说起。
如上文所说，毛泽东本人原本是拥护“吃穿用”计划的。他曾于1963年8月首先提出，1963年、1964年、1965年仍应作为调整的年代。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是在当时要不要继续调整的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向中共中央核心提出的。这表明他最初并不主张重新摆开大投资的经济战场，更没有将战争准备纳入视野。这是大跃进遭到严重失败之后人们普遍愿望的正常反映，并说明，由于物质的以及人们情绪上的原因，当时对政治经济所能做出的重大改动是非常有限的。
可是，毛泽东在不到10个月之后，即在1964年5月中共中央即将开会讨论已经酝酿成熟的三五计划之前，提出了他的“三线计划”。他在5月10日和11日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有若干重要插话，其中两点改变了汇报者原有的思路：第一，当谈到铁路交通在第三个五年内只能搞那么多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第二，当谈到基础工业、交通同各方面还不适应时，毛泽东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 显然，把一个“屁股”即基础工业搞上去，而其他不能太多，是同“吃穿用”取向相矛盾的。因为李富春在1963年底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刚刚代表国务院申明：“各级计划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 而国防工业成了另一个并列的“拳头”，也非计划官员们原本之所设想。
从5月10日、11日开始，毛泽东关于战争和预防战争的说法，呈现了越来越明确和严重的趋势，6月16日在十三陵谈话达到高峰。5月10日、11日毛泽东的说法是，不建攀枝花，“打起仗来怎么办？”“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但要搞起来，搞起来吓吓人。黄色炸药和大炮很顶事，帝国主义对这个很害怕。” 5月27日，同中央常委集中谈搞四川三线问题。说，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于三、四、五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打仗还是靠常会武器，但是，为了使帝国主义在发动战争之前考虑一下，还是要有尖端的东西。 6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那么不搞攀枝花，我骑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稿费去搞。 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谈到战略防御方针时，否定了原有的“北顶南放”的防御战略，指出，敌人到处可来，应处处备战，提高警惕，根据敌来势，以决定主攻、主防方向。 并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
可以看出，无论是就战争准备还是三线建设而言，此时毛泽东并没有专门考虑越战及越战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反之，他设想的是，敌人到处可来，应处处备战。
敌人到处可来，要处处备战的概念，表面上是说明处在一种迫近的危险中，但实质上对来敌的估计是十分模糊的，反而没有原本确定的“北顶南放” 原则在战略上具有针对性了。周恩来对“三线”的定义性解释是：“除了攀枝花（位于西南川滇交界处）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互相来说又都是第一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 这里对东南西北四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姑且不论现实危险是否真有那样大，仅就最低限度而言，对南部即越南方向的防范，同其他三方向是平列的。这就是说，对所谓南方已经“烧到家门口的战火”（此时还未发生北部湾事件），当时中共领导人并没有感觉到中国应该进入临战状态。由此可以判断，改变三五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提出三线备战问题，并不是有了特别急迫的战争压力，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某种不确定的危险感觉。
与其说从南方来的战争压力要大一些，不如说当时人们还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北方。在李富春5月28日所作“关于计划安排的几点意见”中，我们知道，“三五计划”中原本要新建的项目，最大的就是酒泉镜铁山钢铁厂。该项目预计到1972年至1973年完成一期投资，规模为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吨的产量（预计投资十一二个亿；已投资两个多亿）。 但5月27日毛泽东同中央常委谈话后，酒泉镜铁山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李富春说：“所谓后方，一个是西南，一个是西北，现在最靠得住的还是西南。” 邓小平当场做的解释是：“酒泉过去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第二线。” 很明显，酒泉大后方地位的改变，是同周恩来上面关于“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的说法出于同一考虑。只是，邓在这里说酒泉所处的西北“算二线”。至于周恩来所说的“修正主义”，当然是指苏联。
自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冲突之后，中苏边境开始变得不安定起来。1962年又发生波动面更大的伊犁、塔城事件。从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苏边境地区共发生1000余次冲突。 这些冲突不仅有损于两国正常关系，而且也引起双方对历史上中俄签订之不平等条约的保留性质辩。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声明，如果苏方援引香港澳门的例子，那么是否意味着“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显然，对苏联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大俄罗斯思想传统，又极端注重边界与安全关系的国家，提出历史上的旧边界问题，在性质上要比一般的划界争论（比如从未划定）严重得多。因为它可能意味着某种重大的边界调整。特别是，当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的时候，这种边界争论带有特别大的敏感性。因此，当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时再一次强调：“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 赫鲁晓夫作出了强烈反应。 当然，毛泽东并无意翻历史旧账，中国也不会谋求苏联的领土。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赫鲁晓夫“紧张一下”。
在毛泽东看来，“紧张”与“不紧张”之间，有着辩证的、互换的关系。有时，为了一个阶段的不紧张，往往有意去制造一定程度的紧张。在紧张达到某一限度时，释放或减缓紧张度，从而争取到所谋求的不紧张；有时，为了另外的目的，可以制造紧张，然后得到矛盾或问题焦点的转换。毛泽东常讲不怕鬼的故事，意思即在于说明：越怕鬼，鬼越来；越不怕鬼，鬼反而吓跑了。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对于毛泽东这种浸透了中国文化精义的战略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摸不到真谛。有时，他们把表面上“紧张”所隐含的意图看重了，真的被调动起来，形成面对面的紧张；而有时却又太过自信，从而忽略掉某种非常重要的信号；还有一些时候则拘泥于“末节细枝”，从而像坠于“五里雾中”，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能发现“蹬堂入室”的门径。直至很久以后，人们才认识到，毛泽东非常善于以虚实结合的谋略来调动“敌人”，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情其景就像中国两个著名的文化特征：长城与空城计（THE GREAT WALL ANG EMPTY FORTRESS）。 需要强调的是，学者们是在远离历史现场的条件下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应该校正自己的判断，避免政治家们所难于避免的某种“迷乱”。特别是，在高度复杂的现实与政治意识形态交互发生影响的背景下面，结论更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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