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建成了一批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给西部以后的建设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建设改善了西部的工业、交通和科技基础状况，今天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别将更加悬殊，西部大开发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和困难。
至于1964年中央出现的抓""吃穿用""还是抓""三线建设""的分歧，是否可以这样评价：两者都是当时国家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孰先孰后的问题。抓""吃穿用""是当时经济的需要，抓三线建设是当时政治的需要。一个大国，不安排好""吃穿用""，社会就无法稳定；而没有可靠的后方基地，安危就无法保证。因此，毛泽东作出先抓三线建设的决策后，其他中央领导人最终也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人民为此也付出了不能提高生活水平的牺牲。
另一方面，三线建设也存在着严重问题。第一，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三，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第四，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问题出自哪里呢？首先应该归咎于决策之始没有预想到的""文革""。本来，经过一年多的三线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1966年4月17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汇报提纲说：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攀枝花铁矿、贵州六盘水三大煤矿区、刘家峡水电站、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成昆铁路等，都可以大大提前完成进度。为此，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计划草案的补充设想：一个是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另一个是大抓农业，解决南粮北调和吃进口粮问题，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扶持社队工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将出现解决吃穿用和战略后方两大任务的双赢局面。但是，一个月后爆发的""文革""中断了建设形势。本可以提前两年的""三五""计划经过后两年的高投资突击，才勉强完成。
其次，许多问题不能不归咎于决策之初的先天不足。从中应该引以为鉴的是：
（一）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有稳定的、民主的政治环境。三线建设虽然有其必要，但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决策时却缺乏民主讨论。对不同认识，动辄扣以""革命不革命""、""帮助修正主义生长""的""路线""问题，以解散机构相威胁，甚至不符合事实地斥责为""两个独立王国""。后来更遭到""文革""的冲击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损失。
（二）必须按经济规律和手段办事。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使这样大的经济建设部署缺乏起码的规划论证。几乎全盘推翻了已经过一年多调查制定的原""三五""计划，从6月提出三线建设设想，到9月已要求施工队伍月底到位，资金、物资等""要什么给什么""。多数三线建设项目都是边勘探、边施工、边投产，片面强调军事化，否定了经济调整时期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为以后留下了严重隐患。
这些，都是今天制定西部大开发决策中应该汲取的教训。
注释：[1]1964年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1983年任国务院三线调整办公室副主任的钱敏回忆说：""在三线建设的问题上，历来有争论。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不敢争，毛主席去世以后争得很厉害。""（《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页338）原四川省计经委主任辛文说：""决定搞三线建设，在当时是不是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我们未有所闻，从后来已经公开的高层内部情况，似乎也未听到有什么不同意见和争论。""原攀枝花市税务局局长胡昌绪在采访薄一波后写的文章中说：""在研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有些领导同志也曾考虑并提出过，是否可以少搞点建设，多解决些人民群众吃穿用的问题。""（《三线建设铸丰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页80、38）[2]《陈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卷三，页205、210。[3]""文革""中的1968年10月、1972年7月，陈云不得不多次检讨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要他讲话不讲，而隔几个星期却在西楼会议作""右倾观点""报告的""错误""。[4]《毛泽东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页11、14。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596、598。[5]李富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说明》，《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页13。[6]有人认为毛泽东为了对苏战备要求放弃酒泉钢铁厂，另建攀枝花钢铁厂替代。这是不符事实的误解。[7]毛泽东1964年5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8]李富春：《关于计划安排的几点意见》，《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页21。[9]周恩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页16。[10]刘少奇：《继续控制基本建设，着手搞西南三线》，《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页20。[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卷下，页1198－1200。[12]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565。[13]有人认为毛泽东在8月才对此报告作出批示，因此他提出三线建设并不是受此影响（李向前：《1964：中国经济政治变动的历史起因》，《二十一世纪》，2000年6月号，页53）。这个判断依据不太准确。从档案传阅记录看，毛泽东在5月已看到了这个报告，随即要求向他汇报对策。[14]《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页34。[15]张振江、王琛：《美国和中国核爆炸》，《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又见1998年9月27日美国《洛杉矶时报》根据首次公布的美国国务院销密外交文件报道。[16]许多著述认为""北顶南放""是向北顶苏联的入侵，向南放美国的入侵进来。这是一个误解。""北顶南放""都是指对付来自东部的入侵。[17]胡哲峰：《建国以来若干军事战略方针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册11，页120。[19]《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页33。[20]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619。[21]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页41。[22]刘松茂：《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改组》，《百年潮》，2000年第6期。[23]1964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文件。[24]刘松茂：《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改组》，《百年潮》2000年第6期。[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册11，页262。[26]同上，页316。[27]转引自赵蔚：《赵紫阳传》（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28]转引自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481。
原文载《世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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