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二大再批斯大林
与中国的反修防修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在苏共二十二次大会上再次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并将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移出埋葬，以消除斯大林的影响。这对从苏共二十大以后，由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进而到维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赫鲁晓夫显然是在滑向“修正主义”而越走越远了。在中苏论战高潮的1963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写道：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1953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恶意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
中国党同赫鲁晓夫的争论始于苏共二十大，一是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二是不同意赫鲁晓夫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六十年代初，争论进一步扩展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此后，中国党先后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问题不只涉及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战略和外交路线，更涉及社会主义各国的国内建设路线。
本来，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曾提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党内的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个问题。
实际上，从1953年起，赫鲁晓夫为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长期积累的矛盾，先后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如：在农业方面，除进行开垦大量荒地以外，从体制上主要是将机器拖拉机站卖给集体农庄，给集体农庄以生产自主权。在工业方面，一是将原来由中央各部实行“条条”管理过渡到按地区实行“块块”管理；二是按此建立经济行政区；三是扩大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四是发挥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的积极性；五是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实行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以剌激企业生产的试验。再就是搞了个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农业党”。
除了把党的领导分为“工业党”、“农业党”外，从如何在原有集体农庄体制内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行中央、地方、企业的管理权力的调整，以及国家、企业、生产者个人利益的调整等方面来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原则不同，大家都是在原有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某些修补，并没有触及原有体制的真正改革。
1964年7月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将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即所谓“三和两全”作为他的修正主义体系或纲领进行批判，指责“三和两全”的实质是，对外取消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内取消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九评》分析指出：
其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在政治方面，他们作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其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
其三，由于上述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其四，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
其五，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式式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
《九评》断言：斯大林逝世以前，苏联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剌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加剧了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他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他热衷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从而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新资产阶级分子不只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一个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赫鲁晓夫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这就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这样，从苏共二十大以来同赫鲁晓夫的分歧和斗争，就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与以上推理和结论相一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把党内与他不同的思路看作为修正主义，提出了在国内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迫切任务。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红旗》杂志以《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题发表社论，认为根本原因是赫鲁晓夫“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为垂死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延长寿命”。
实际上，被毛泽东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只是赫鲁晓夫在国内采取的某些改革措施，它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过苏联社会生产的较快发展，并相应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状况。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恰恰不是这些。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使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他依然迷信权力和意志，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大多未经深思熟虑，而且往往轻率从事。赫鲁晓夫平反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的大量冤假错案，注意不断用新的力量去代替那些相形见绌的分子，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地选拔干部的制度，党政领导的主要干部仍然由自己遴选或听信别人的推荐，这一方面使真正的人才不容易得到，同时给那些投机钻营和官迷心窍的人以可乘之机，埋下了党内争权夺利的种子。3 一句话，根本问题是没有彻底摆脱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
由于毛泽东从相反的方向在寻求答案，于是不久，就提出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嗣后更得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结论。
综上所述，战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在社会主义各国创造了各自的成就，但整个来说，它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断陷入危机并由此导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提出过不少有利改革的思想和观点，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各国发生的危机和改革缺乏了解，特别是在总体上继续受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束缚，因而，未能正确吸取苏联和东欧各国政局动荡的经验教训，沿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不断前进，而是错误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所谓“反修”、“防修”的任务，因而到六十年代在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原文发表于山东大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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