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出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发[1980]83号）。这是农业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对持续十几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总结和检讨。83号文件的转发，对学大寨运动的盖棺论定，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预示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衰落。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余波及其式微
大寨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发展的典型。陈永贵和他领导的大寨，50年代就以一个坚持集体化道路，改造穷山恶水，人造耕地的典型而出名。而使陈永贵和大寨在众多的农业典型中脱颖而出，是1963年的一场大水灾。这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冲跨了大寨奋斗十年的人造耕地和大部分房屋窑洞，然而，陈永贵没有向国家伸手，坚持自力更生，带领社员苦干，重建家园。他们提出，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质不要；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这“三不要”“三不少”的事迹很快传开，直达中央，感动了毛泽东。1964年8月，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思想时插话说：“要自力更生，要象大寨那样，他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2月，周恩来在向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6年8月12日，毛泽东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当年发现大寨，与其说是毛泽东奖掖了陈永贵，不与说陈永贵帮了毛泽东。经过60年代初的调整，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得以保存，包产到户的倾向被批回去了。但人民公社仍然面临挑战，能不能发展还需要证明。毛泽东仍然面临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包括：怎样不利用人们的利己心而是通过精神鼓励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能否主要依靠农村动员而不依靠国家的大量帮助摆脱农村的发展困境，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怎样培养农民的国家观念，自愿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作出牺牲？大寨经验似乎为毛泽东解决这些难题找到了出路，为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模式找到了一个典型。文革十年，农业学大寨不仅是一句口号，而且是一场持续的运动。到1975年，进一步提出“普及大寨县”的口号，要求1980年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办法是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农业机械化，实现高产稳产。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领导人仍然相信依靠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是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1976年底，华国锋继续在全国推动“普及大寨县”的达标运动。除了继续使用阶级斗争的动员工具外，主要有三项措施：一是继续提出1980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并据此作出部署，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要求“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达到70%” 不少领导人非常执着于此。袁宝华回忆，1978年在西安开会时，水利部副部长李伯宁发言说，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不现实，现在农村里还是牛拉犁，机械很少，有些地方连牛也没有，还是人拉犁，最好不要这样提。他的讲话写在记录里，被余秋里看到，余大为不满，要批判李伯宁。找了一位没有参加西安会议的负责人主持，把李伯宁批了几次。 二是继续以“大会战”的形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梯田，造平原，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拦河打坝。陈永贵甚至提出全国耕地要从占国土面积的10%增加到20%-30%的奇想，要求各县、社都要搞大会战，大协作、找人民战争。 三是采取实际步骤，向生产大队所有制过渡。1975年，陈永贵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并且取消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计酬办法，实行自报公议的计酬办法。鉴于大跃进的严重教训，毛泽东对陈永贵的这两项建议迟疑不决，多数省市也不赞成，陈的建议未能实行。然而，文革结束后反而刮起了一阵“过渡风”。1977年，内蒙过渡的大队已占20%，北京郊区达到50%，陕西有的县达到20%-70%。 贵州思南县达到80%以上。
然而，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走入末路，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到一条出路，而且强化了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尤其是连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 农民收入20年间几乎没有提高，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低4斤，人均年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全国有1.4亿农村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民开始从另一个方向寻找新的出路。还在1978年，“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这年2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安徽省落实农村政策，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经验；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7月19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报告。“落实政策”主要有几项：一是改善按劳计酬，落实分配兑现；二是提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包括尊重生产队的所有权、分配权，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这项政策由安徽、四川省委提出后，经中央媒体宣传达于全国；三是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缩小农田会战规模，减少对农民工的无偿平调；四是解决干部打骂、克扣农民的违法乱纪问题。 这些措施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学大寨，但明显地与普及大寨县的要求不一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三中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会前按照传统的思路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另起炉灶搞了一份“关于农业的决定”草案。其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接着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决定”草案批评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这些都直指陈永贵积极推荐的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事实上已经式微。国外学者搞到陈永贵在三中会会上的讲话稿后分析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 华国锋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陈谈话，劝他注意一下“两个凡是”的立场。最后表决时，陈永贵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但心中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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