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演说后，苏联和东欧各党纷纷表态，进行指责。为了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
在
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集中点”。会议认为，在指出错误的同时，文章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斯大林虽然有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其中都有他正确的一面：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只是扩大化而已；在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兄弟党，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特别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毛泽东强调：“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
这次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归纳起来，中共领导层进一步在思想上明确了以下逻辑链条：苏联以往的错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斯大林个人的认识问题；但是，又必须为斯大林辩护，因为保护斯大林就是保护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缺点；苏共二十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搞非斯大林化，才引起修正主义和右倾思潮泛滥；所以，波匈事件的关键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镇压和肃反不彻底。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考虑敌我矛盾的大背景。
文章按照这个思路又修改了两天，
毛泽东又讲了两点意见。一是从理论层面解释波匈事件的起因，分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明如果处理不好，非对抗性矛盾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二是再次明确指出要为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成就辩护，并强调现在只有中国有资格出来辩护，因为中共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决定删去文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一段文字。此时中共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主要有两点不同看法，即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大概是想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解决前者，而避免引起苏共的争议。
从
中共最高层如此重视一篇文章，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在中共历史上实属罕见。原因在于，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共必须应对苏共二十大、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铁托和陶里亚蒂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舆论媒体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全面阐述。
与《一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比，《再论》反映了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思想变化的轨迹。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高层在议论中虽然也提到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条主义，强调如何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21]波匈事件及其引发的国际风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转向，把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修正主义，强调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当然，开创了中国革命道路并且正要继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毛泽东，并不是要改变自己另辟蹊径的思路，因为很显然，即便是强调“共同道路”，毛也没有忘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是，波匈事件的震动，铁托“普拉演说”的发表，已经威胁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道路本质上同苏俄经验、列宁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苏俄的经验，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同沿袭苏联经验、移植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相比，否定苏联道路、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是更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尽管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中共高层的讨论中可以确定，所谓修正主义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此后，“修正主义”的概念在中国被官方沿用二十余年，成为著名的政治批判符号。
《再论》发表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普遍反响，各国共产党机关报刊先后转载。反应最为强烈的是苏联。《再论》发表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就几乎全文转载。在1956年的克里姆林宫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接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其他苏联领导人也纷纷表示赞许。[22]苏联民众对《再论》的反应更加热烈。转载《再论》当天的《真理报》发行了约2000万份，之后还印发了100万册单行本。文章刚一刊出，苏联国内就有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有读者说：“我参加共产党三十年了，据我评判，这样的阐明斯大林功过问题深刻地符合我们内心感觉，符合每人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读者说：“我不能不对中国同志表示感激，他们这样公正地评论我党。”一些读者认为《再论》“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Sachiukov）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23]苏联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斯大林和铁托问题的分析，他们完全同意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有的说，《再论》说出了我们人民心里的话。还有的说，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发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看出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有分歧，但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结论。[24]
从中国驻苏记者的报道看，苏联各方高度评价《再论》，主要是因为它充分肯定了苏联的基本经验和斯大林，在对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铁托演说的问题上，保持了与苏联基本一致的立场，在一片反苏的国际舆论中，这对苏联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持，正如苏联读者所说“这对于打击目前反苏叫嚣很有作用”，“是中苏巩固友谊的再一次宣言”。[25]中共在历史上受过斯大林的压制和怀疑，也对苏共的某些做法进行过抵制，而现在既坚持苏联道路和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又有分寸地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给人的感觉是立场坚定、态度公允、目光远大。《再论》的发表，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和威信。无怪乎有些苏联人在盛赞的同时，表示出对自己领导人的不满，说赫鲁晓夫应该到中国去学习。甚至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26]
尽管中共领导人赢得了如此赞誉，但他们同波兰、匈牙利执政者一样，也需要应对国内的复杂局面和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
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
波匈事件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丝毫不亚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除执政党外，整个国家也在积极思考。就中国社会而言，对波匈事件作出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民主党派和私营工商业者，不过，这些人只有言论而无行动。相反，一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虽然对东欧事变没有表现出兴趣，甚至也不了解，但是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使得他们中许多人采取了与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非常类似的举动——退社、罢工、罢课、请愿和游行。这确实给执政的中共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基层干部、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他们对波匈事件的反应最为敏感，产生了许多疑问。
人们对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也会发生群众暴动和示威游行，并且提出了许多疑问：匈牙利的暴动如果是反动的，为什么有许多群众参加？如果是合理的、正义的，为什么政府又要镇压，苏联军队也出来了？开始报上说是暴乱，后来又说是革命，到底革命对象是谁？纳吉说要保卫革命的果实，是指匈牙利建国以后的果实，还是指这次事件的革命果实？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去波兰是否妥当？匈牙利请求苏军帮助平息叛乱是否合适？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们提出要求独立、主权是什么意思，难道苏联妨害了他们的主权和独立？他们提出要求苏军退出波兰、匈牙利，是否会使华沙条约组织陷于瘫痪？如此等等。[27]
在感到意外和疑惑的同时，人们对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也作出了各自的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匈牙利的党已经被资产阶级篡夺了，党已经变质了，建立了十几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被颠覆了，这都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打击得太厉害引起的后果。但更多的人认为事件源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错误，如果苏联早一些检讨和改正过去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错误做法，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对于苏军在布达佩斯出兵镇压的行动，有人认为有干涉内政之嫌，给帝国主义以借口，而且容易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绪。清华大学有教授说，波匈事件是革命输出造成的后果。上海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争论很大，有人认为苏联出兵是“走错了一着棋，很被动”，这样做“不符合华沙条约规定，因为华沙条约是对付外来侵略，不是对付内乱的”，“苏联出兵是把小国当作自己的支部一样”。[28]
无论把事件起因归结为苏共二十大还是苏联对外政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被视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经深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层面。上海一些职工、干部、工商界人士就认为，波、匈共产党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不关心群众生活，结果“官逼民反”。还有人认为是党内不团结，同中国的高饶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说：“天天夸社会主义，夸了半天闹成这样。”[29]
最敏感的议论是，人们从一系列国际事件联想到了中国。尽管不少人认为中国党处理问题稳妥，对于斯大林问题比较慎重，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但还是有许多人看到了国内存在的同样问题。如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胥以恒认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证明党和政府工作上有缺点，这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30]与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学气象系四年级学生胡伯威的批评则尖锐得多，也最具代表性。
事实上，知识界和工商界对中共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已经有所表露，东欧的动荡不过更加强化和刺激了这种情绪。还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各部门收到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来信就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属机关共收到来信5200件，普遍反映对知识分子政策不满。[33]工商界很多人则对中共给资本家代理人和小资本家定为资本家成分的政策有意见。无锡市资本家代理人普遍说，资本家已经固定五厘利息，企业基本上由国家管理，我们在国家领导下工作，靠劳动，拿工薪，再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冤枉，纷纷要求献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资本家半年定息只有5元钱，最少的仅一角七分，却为此带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康永仁反映：“摘除这些人的资产阶级帽子，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34]
如果说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还仅仅是对中共某些具体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见和建议，那么在波匈事件前后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局面，则主要表现为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继续发展，甚至日趋严重。
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报告：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社员闹退社的严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农民已达7万余户，已经垮掉的社有102个，正在闹退社的还有12.7万余户。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与辽宁、安徽、浙江等8个省电话联系，秋收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中，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总户数的1%，多者达5%。正在要求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宁波专区，想退社的占20%左右。另据新华社内部报道，江苏、山东、贵州等省，退社的情况还要严重，有的地区比例高达10%，甚至很多党员都“要求单干”。辽宁、湖北都是农业丰收省份，也同样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就连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退社的情况。[35]
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退社的情况，据辽宁省手工业管理局
《内部参考》还报道了大量工人罢工请愿的情况。如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单位，从6月到9月已经发生了6起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件，参加者少则数十人，多则300人。
学生罢课、请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