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党分歧、斗争发展到1964年，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实际已成定局。这使得1964年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年份，或可说是一个转折点。历史发展到这时，毛泽东把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担心着重放在了两点上：
其一，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不欢而散以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双方口诛笔伐的公开论争，而是边界摩擦的加剧，苏联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中苏关系如此发展的结果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影响？以苏联为依托的国家军事防御战略是否还可靠？中国的军事战略防御方向是继续单向的对美，还是需要转为双向的既对美也对苏？
其二，自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以来，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争论愈演愈烈，已经从内部讨论发展到公开论战。毛泽东认定苏联的发展道路是错误的，是中国必须引以为戒的。但是进入1960年后，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的严重后果，使得党内出现了一种对内调整经济、对外缓和斗争的休养生息的潮流。这种潮流与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有什么联系？中共党内是否会出现与苏联里应外合的势力？由此，中国面临的更大威胁是西方的和平演变，还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重蹈苏联覆辙？不从政治上解决根本问题，只埋头经济建设，中国将向何处去？
毛泽东的这种忧虑构成了两条线索：由对外患的思考引发的关于中国对苏安全战略再认识的过程、由对内忧的审视导致的对中国国家政权巩固与否重新估计的脉络。本文着重考察这两条线索延伸至1964年时交错发展的状况。此两条线索严重影响着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正是在对外患与内忧思考的相互作用下，也可以说是外交与内政的互动下，毛泽东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即一、对苏安全战略的转变；二、对内酝酿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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