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斗争必须转向国内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国内、特别是中共党内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已越来越成为毛泽东所集中关注的问题。毕竟，就意识形态的评判而言，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敌意比对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他的认识中，修正主义颠覆的危险要比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大得多。
毛泽东很早就把党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方针和路线的不同意见视作是苏联修正主义浸洇的结果，其集中反映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价问题上。在这方面，毛泽东不仅注意到赫鲁晓夫所持的怀疑和否定态度，[36]更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下战表”的表现与他此前访欧同赫鲁晓夫的会见联系到了一起。[37]庐山会议后开始的反右倾运动就是要整肃党内的修正主义苗头。
1962年1月初，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谈到：高岗、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同国际修正主义者有联系。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可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只有马列主义。[38]是月，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国家。[39]
然而，毛泽东在反修斗争中日趋激烈的外交言辞和做法，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促使党内有识之士继续发出不同的呼声。1962年上半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通过给周恩来等人写信和主持起草中国对外政策的建议性报告，明确主张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同苏联的关系，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40]在国内发展战略上，1963年初，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交中央讨论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认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主，对于国防和发展尖端军事技术总体上应当收缩。这一主张获得中共中央多数人的支持，并由此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时期。[41]
党内这股休养生息的潮流，引起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在王稼祥等人提出纠正激进外交方针的建议后仅两个多月，毛泽东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复辟问题，并且把反对国际修正主义与国内各种问题联系了起来，指出，北戴河到北京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42]此后，虽然鉴于上述一类意见均是由中央领导人提出，毛泽东由此对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43]但这种着眼于经济利益和建设的趋势，显然是同他的政治发展战略大相径庭的。
于是，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总题目叫做“反修防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的问题。在几年来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已感到中国国内也存在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这次会上的几次讲话，于此前后写的许多批语，以及由他口授，陈伯达整理，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中，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和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指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并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44]毛泽东还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给建议采取和缓外交方针的王稼祥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他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45]
进入1964年后，毛泽东关于内忧问题的考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方面，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估计更加具体化了。根据毛泽东的认识，苏联之所以产生修正主义，在国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物，是贵族工人和富裕农民的产物，在国际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产物。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已经是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46]而中国全国有地主资产阶级3千5百万，在工厂、农村、机关，有那么少数人就赞成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搞了15年社会主义革命，结果还有一些人民公社在敌人手中，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则为资产阶级所掌握。[47]一方面，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份子的估计更加严重化了。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党也是不纯的，建设社会主义15年了，还有国民党。[48]因此，中国也有修正主义因素，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49]
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必须迫使全党把工作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转向防修斗争。而实现这种战略上的转移，就需要渲染一定的氛围、制造必要的舆论和创造有利的条件。是年，在毛泽东关于从外患转为内忧的认识及其向党内的描述中，国内修正主义的表现是具体的，将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方向是明确的，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所显示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且，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已经找到，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目标也越来越集中了。总之，从在国际上反对和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转向在国内发动阶级斗争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毛泽东的思路清晰，步骤分明：
第一，将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表现进一步具体化，向全党讲明，修正主义在党和政府中的确是存在的。1月份，毛泽东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50] 春节期间，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则明确指出：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就是农工部、联络部和统战部；[51]并于4月接见日共代表裤田里见等人时说：中国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52]在5-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中国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的判断；刘少奇也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53]
第二，明确把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大方向，让全党知道，反修防修任务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上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向中央决策层宣布：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的防修反修问题。[54]
第三，描述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后果，使全党明白，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存在与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同样会使无产阶级丧失国家政权。毛泽东在2月会见金日成时就已忧心忡忡地谈道：如果让彭德怀一类的人“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有些人不作声，但是等待时机，所以要提高警惕。”[55] 此后不久，他即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并于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56] 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时，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57] 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议论，目的不仅是对外部威胁的考虑，更主要的还在于要提防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国内发动政变。7月14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最后一篇论战文章“九评”即公开强调指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58]
第四，做社会舆论和群众基础的铺垫，找到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毛泽东一方面，继续领导与苏联的公开论战，组织撰写并审阅、批准发表七、八、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59]明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在群众中为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做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一方面，向全党、全国明确，在国内开展这场政治斗争必须依靠党内外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毛泽东看来，不仅搞经济建设需要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那样开展群众运动，政治上的反修斗争只在党内进行也是不行的，1959年党内反右倾开展不久便开始进行甄别，有人随即出来翻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能够制约党内反对意见的真正力量在于发动广大群众。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四清”运动就是广泛动员党内外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尝试。
第五，让广大群众都看清这场斗争的最终目标。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60]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毛泽东开始透露出其矛头所向。当与刘少奇等人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判上发生分歧时，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61]进入1965年后，1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62]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真正危险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月14日发出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更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3]斗争的最终目标越来越集中和明朗化。[64]
最后，还要使中苏关系继续保持一定的紧张度。1964年2月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进行到5-6月末时，苏联方面已确认同意沿界河主航道中心线确定边界线，中苏双方就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的走向达成一致，形成了工作小组协议草案：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除黑瞎子岛之外，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和约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方；额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200余平方公里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陆界稍有调整。只是双方在承不承认与中苏边界有关的中俄条约的不平等性、黑瞎子岛的归属等问题上还僵持着，协议尚未正式签署。[65]这时，中国方面可以有三种选择：一、先搁置关于不平等性问题的争议，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签订协议，解决中苏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的走向问题。二、僵持在现有立场上，但将谈判继续维持下去。[66]三、激化矛盾，避免谈判较快取得成果，造成中苏和好的迹象。
毛泽东选择了第三种方略。前述他在7月10日对日本人发表的向苏联算领土旧帐的著名谈话，客观上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这次边界谈判的破裂。尽管毛泽东后来曾解释说，他是“采取攻势”，“放些空炮，讲些空话”，让苏联人“紧张一下”，目的在于“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67]但也不排除他还有另一种考虑，就是暂不与苏联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保持对苏联某种程度的压力，进而维持中苏关系一定的紧张度，由此继续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以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
至此，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准备和铺垫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投入一石而激起千重浪——选择适当的时机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