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参见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王仲春前引文，《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页。
[32] 1964年4月6日新疆伊犁军区报告：为保障边防斗争和战备任务的胜利完成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搜集研究整理工作（初稿），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29，第135-141页。
[33] 笔者1998年8月曾在新疆军区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见有1964年初中期新疆军区司令部向总参呈报的“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条。不过，笔者未能获准查阅具体材料。
[34]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35] 参见《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第55页；王仲春前引文，《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05、657-66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2页。
[37] 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北京、长沙，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204、239、275页。
[38]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记录。
[39] 参见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
[40] 参见《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460页。
[4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4-1195页。
[42] 参见1962年9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号119，第1-6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91-1093、1100-1102页；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43] 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年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第5－6页。
[44] 《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561-563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09页。
[45] 1963年5月22日毛泽东同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记录。
[46] 参见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记录，1964年5月1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谈话记录。
[47] 1964年9月4日毛泽东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谈话记录，1964年7月13日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外宾谈话记录，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48] 1964年9月4日毛泽东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谈话记录。
[49] 1964年7月13日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外宾谈话记录。
[50] 1964年1月17日总参情报部印发《阿破获一叛国案简况》说：据悉，该叛国集团的任务是为苏联提供情报，暗杀领袖。1月28日毛泽东在此件上做出关于“注意我内部是否有苏联和蒋帮布置的人”的批语。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
[51] 指农工部部长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只讲统一战线的同盟关系，不讲阶级斗争关系。参见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接见斯特朗、柯弗兰、爱泼斯坦等人谈话记录；1999年11月邓力群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谈话记录。
[52] 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第二次谈话记录。
[53] 邓力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54] 《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33页。
[55]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同金日成第二次谈话记录。
[56] 《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78-779页。
[57] 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250页。
[58]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59]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2月4日、3月31日。
[60] 参见《罗瑞卿传》，第471-472页。
[61]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批评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是两个“独立王国”。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54页。
[62]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斯诺谈话记录。
[63] 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55页。
[64] 据协助毛泽东起草文件的陈伯达说，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整刘少奇了。参见王力著：《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65] 参见 Ю. М. Галенович，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Изограф，2001, С.99； 《中国外交辞典》，第725页；В.С.Мясников，Е.Д.Степанов，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1,С.203；Мясников，В.С.，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Москва 1996,СС.375-379.
[66] 如1969年开始的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即持续了近10年。
[67]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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