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朝鲜危机的看法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并未使北京感到意外，但是华盛顿决定既卷入朝鲜又插手台湾事务确使北京始料不及。[4]因此，朝鲜危机使北京面对的不仅有一系列的挑战，还有一系列的机会。一方面，朝鲜危机从不同的意义上来说威胁到北京的重要利益：它对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它对北京的中共领导人于1946—1947年提出的东亚地区是“国际帝国主义链条上薄弱的一环”这一整体构想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它对台湾海峡两岸中共与国民党的对峙情势提出了挑战；它也为依照北京的希望应遵循中国模式而发展的东亚地区革命蒙上了阴影；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战争的爆发给已成为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毛泽东及中共领导层造成了极大的内部压力。[5]
另一方面，朝鲜危机又为北京领导人提供了潜在的机遇。在审度朝鲜危机可能对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同事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通过在朝鲜和台湾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他们将可能利用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推进中国人民的革命势头，扩大中共 作为执政者的权威和声望。这将为毛泽东的把旧中国转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伟计划奠定基础。就其国际影响而言，朝鲜危机的确是对亚太地区国际格局的挑战。然而，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猛烈冲击由西方国家主宰的国际秩序，北京领导人认为北朝鲜的胜利(最好是在中国支援下获胜)有助于在东亚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所以在北京领导人眼里，朝鲜半岛冲突的升级并非不能容忍，尽管他们并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同北朝鲜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金日成在努力同他的中国同志保持合作关系的同时，对中国的影响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6]
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来说，朝鲜战争的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但是同时又能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会，从而在中共亚洲革命日程表上排列在优先位置的地区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7]从一开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朝鲜战争就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如果不能把美国人逐出朝鲜将意谓着中国没有安全保障，而成功则会提高中国革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关于参战的步骤安排
北京领导人正是根据以上考虑确定对于朝鲜危机的战略的。到7月初，北京领导人已决定推迟有关台湾战役的一系列计划，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朝鲜。[8]为了应付“最坏的情况”，北京于7月中旬组建了一支“东北边防军”，并于8月初在中朝边境部署了26万多人的中国军队。[9]8月18日，在经过一系列慎重考虑和调整之后，毛泽东确定9月底为中国军队完成入朝参战的一切准备工作的最后期限。[10]
在国内战线上，北京领导人发动了以“打败美国侵略”为中心口号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北京方面利用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在中国老百姓中间激起“仇恨美帝国主义”的情绪。他们着重强调的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进行了政治和经济侵略，日趋没落的资本主义美国并不像其外表显示的那样强大，中美两国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11]同时，北京领导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旨在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活动”的运动，并使其在数月之内中国军队入朝参战时达到高潮。[12]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北京领导人在处理朝鲜危机时所采用的方式实质上是综合性的。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眼中，中国的安全利益将通过保障中朝边境的安全，提高中共在国内的权威和信誉，以及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不断上升来得以实现。北京领导人决心同时实现这些目标。
周恩来在7月12日声明中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危机的五项先决条件：所有外国军队应撤出朝鲜；美国军事力量应撤出台湾海峡；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应由北京拥有；召开四国(苏、美、英、法)会议讨论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的问题。[13]在随后的两个月中，北京不断地在一些其他场合重申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的提出显露了北京看待朝鲜危机的基本趋向：危机大大超出朝鲜冲突本身，其解决应同时包括台湾问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然而，直到仁川登陆之前，共产党方面扮演主角的一直是平壤和莫斯科。金日成作为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他认为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并不愿让中国人进行长时间的干预。[14]另一方面，斯大林最优先考虑的是避免同美国直接冲突，因此，采取了一种“等着瞧”的态度。在这种境况之下，北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与其说是一种结束战争的具体战略，毋宁说是为其综合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进行辩护的手段。
仁川登陆之后：确定中国的参战目标及作出参战决定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的成功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整体态势。在北朝鲜抵抗力量逐步崩溃，联合国军向北推进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就是否派中国军队入朝这一问题作出决定。
在10月份的前三个星期中，北京作出了入朝参战的决定。作出这一决定的过程是复杂的。中国最高领导层处于严峻国内形势和恶劣国际条件带来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央内部在是否必须参战的问题上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0月2日，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初步决定派中国军队入朝，毛并将此决定告知了斯大林。[15]然而，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此一决定时，多数中央领导人对派军队入朝持保留意见。在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政治局才批准了这一决定。[16]
10月8日，毛泽东发出了入朝参战的最后命令。但是，因斯大林不愿实现先前作出的苏联为中国入朝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承诺，毛不得不在10月12日和17日两次推迟中国军队入朝的最后日期。[17]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要想揭示毛泽东介入朝鲜危机决策幕后的真正动机，就必须进行与毛泽东所全力应付的危机同样复杂的考虑”。[18]
然而，作出参战决定的基本过程是清晰的。从一开始，毛泽东就倾向于参战：在北京作出参战决定的每一个紧要关头他都扮演了中心角色。在10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明确表示中国必须参战，并且促使中共中央领导人作出了最初的决定。[19]在10月4日至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利用他的权威和政治智慧保障了参战决定得以确认和实施。[20]最后，在北京面对因莫斯科拒绝在朝鲜为中国军队提供直接空中支援而引起的严重挑战时，毛再一次使他的同志们确信参战是中国的唯一选择。[21]
通过强调在朝鲜战胜美国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毛为他的参战决定提供了依据。在他同斯大林的函电往来及他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这位主席强调，为了“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军队应该参与战争，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消灭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者，把他们赶出(朝鲜)”。毛泽东把“解决朝鲜问题”同中国和“整个东方”联系 一起，强调指出，中国的参战将会加强中共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促进东方的革命事业循着中国模式发展。[22]
然而，从一开始，毛的以辉煌胜利战胜美国的雄心就受限制于他所拥有的手段，特别是斯大林未能向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提供空中支援所带来的后果。[23]尽管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战场的前六个月中准备采取守势，但中共中央领导层还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决定参与战争。
[24]10月19日，大批中国军队开始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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